林伯耀在活动上讲话
人物介绍：
林伯耀：（北京）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共同代表。日本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６０周年全国連絡会共同代表、２００９年担任在东京举行的中日联合被强掳中国战俘劳工殉难者慰灵祭奠的執行委員会事务局长
记者：听说在199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以表现“花冈暴动”为内容电视剧《花冈幸存者》，同年也在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以「花冈事件」为主题的“花冈悲歌展”。 另外在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天津烈士陵园，通过华侨捐款建了用花冈岩制作的刻着被日本强虏在异国他乡去世的6830名劳工的名単的高２。５米，长25米的巨大的名录壁和抗暴义举殉难烈士像。您出力出钱来赞助这些活动，有没有这回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答：首先，是为了向世人传达强虏中国人的历史，为了不让同样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其次，也是为了歌颂花冈起義的反帝抗暴精神，宣扬中国人的不屈不挠的民族主义气概，学习他们能面对强敌团结一致，不畏强暴、不甘屈辱、拒绝当奴隶、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我们中华前辈的民族气节和英勇反抗的革命精神。
同时，也想告诉大家，在中日之间还存在着二战歴史遗留问题。如果不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中日两国的未来是很难乐观的事情。同时那也是对两国人民敲响警钟，要时刻注意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记者：通过这些活动您自己得感觉到什么？
答：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记得小时候外出，常常有日本人指着我骂：“支那人，支那人，赶走他！”有时候我妈妈带我到外面买东西，日本人放狗咬我们，还把我们装东西的布袋扔到污水里。我常常想：支那人是什么？后来经过看书，通过花冈事件，劉連仁事件、我知道了“支那人”是怎么回事，我也了解了我们中国人受屈辱的历史。也知道中国人是懂得反抗、知道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民族，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花冈暴动和刘连仁事件，是它培养了我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代，我痛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我们应该知道，国家落后，就要受外国的欺辱。民族不团结，就要挨外国的毒打。人们没有爱国心，就要遭受外国的蹂躏。
记者：您是哪一年开始了解到日本强掳中国劳工事件的？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被强掳去日本的劳工的简要情况？经历过多少年，一共分多少批、多少人被掳往日本，去了日本以后遭遇了什么情况（比如花岗暴动等）？死了多少人？
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开始，随着战争陷入长期化以及战争不断地扩大，日本国内面临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当时的东条英机内阁，为了满足企业的再三请求，于1942年11月通过了「華人労務者内地移入ニ関スル件」（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的内阁决议，随后又于1942年2月针对上述的「关于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作出了次长会议之决定，随即在1944年-1945年间强抓了约4万名的中国人到日本国内补充严重缺乏的劳力。这些被强制抓到日本的近４万名的中国人，被移送到日本全国各地的矿山、隧道、水库、河川、码头以及工厂等一共135个作业点，被强迫从事苦役，由于不堪繁重的劳动以及残酷的虐待，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有约7千多人命丧他乡。
记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介入劳工索赔的？是什么事情触动了您？这些年您都接触到了那些劳工遗属和劳工幸存者？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对索赔的看法如何？
答：1987年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命运，那年，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徳马先生，国会议员田英夫先生，士井多贺子女士他们三人邀请花冈中山寮的大队长耿谆先生到日本来参加当地的追悼会。
然后邀请他到神户来给我们介绍花冈暴动情况，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我见到了自己所敬仰的耿谆先生以及滞留在北海道的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刘智渠先生，了解了过去从没想到的中国劳工苦难而非人的遭遇并且，知道了他们所受的内心的伤痕和痛苦不止在过去，即便是现在也没有停止过。我想这件事必须解决。于是在第二年的1988年8月，我和刘智渠先生一起来到河南的开封。在那里见到几位花冈暴动的骨干人员。其中有一位当时是地下共产党干部的王敏先生。老人们向我询问了1946年，在横滨BC级军事法庭，美军和驻日中华民国代表部起诉的花冈裁判的结果，和日本政府以及鹿岛组的态度等问题。过去，日本政府一直主张“劳工是合同工”，不承认强掳的事实；甚至，鹿岛组在横滨BC级法庭上辩护，还说善待这些工人，逢年过节时杀牛宰羊犒劳他们等。我把这些事情讲给老人们听的时候，他们都生气了。历史不容歪曲，日本要为过去犯下的罪行谢罪、赔款。
于是，老人们决定寻找更多没有取得联系的幸存者。我也尽最大努力找寻生存者和遗属的同时，开始了采访记录花冈事件幸存者的证言活动。并且访问河北大学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和刘宝辰教授，提议他们协助在华北的花冈事件幸存者开展调查工作。河北大学领导，也积极配合我的要求，他们说这样做是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很有意义的。河北大学师生利用假期时间展开了对幸存劳工的调查采访工作。通过多方的努力，逐步取得了成果，从而把国内的以“花冈事件”为突破口的战俘劳工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推进了一步。
记者：在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主要支持您的力量有哪些？有日本人吗？日本的官方和民间对您的看法（有右翼说您是中共的走狗）和对所进行的劳工索赔事件的看法是什么？
答： 支持我做这项活动的，大多是日本的友人。还有老华侨的第一代，第二代子女。也有一部分新的年轻华侨非常热心的帮助我。花冈当地的大馆市政府，为了反省过去和向下一代传达历史，每年主办大型慰灵祭。日本政府最近也终于承认了强虏中国人的事实，但遗憾的是还没有真正的诚意。并且，日本政府开始主张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方面已经放弃了政府的赔偿请求权的同时，同时也放弃了民间（通过司法手段）的赔偿请求权。这是悖逆世界潮流的想法。这样做是践踏了那些被强虏而折磨致死的劳工的人的尊严。如果就这样放置不管，既是死者的恨，也是生者的耻。为了讨回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的民族尊严，讨回历史的公道，伸张社会的正义，这是在这时代的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使命，也是历史任务。民族尊严不可辱。
日本的右翼分子，攻击我为中共的反日走狗，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
记者：您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如何看待？我记得当年您和林同春先生表达了一个观点：“最不愿意看到中日再发生战争的就是我们这些旅日华侨和日籍华人”，如果中日在很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上达不成和解，将会给在日华侨华人带去什么样的影响？
答：我们不能悲观地看待中日关系的前景，但中日关系的前景也不是值得非常乐观的事情。如果日本不正视历史，不能圆满解决历史问题，也就是战争遗留问题，在中日两国之间就会不断增加相互的不信任，给两国的友好带来很多不安定因素。这样一来，不仅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即便是对于整个亚洲和平来说都有很多不利的影响。
我是居住在神户的福建省籍的第二代华侨。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以前，在神户有了福建行商人工会惨案的事情。同胞的行商人，为了卖衣服，只好走街串巷。就是这样，由于这些福建行商人有进行间谍活动的怀疑，十几个人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并且进行严刑拷打，其中有9个人死亡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有蔑视和民族排外的思想。要是中日双方没有真正和解的话，将来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吧。
记者：中日之间民间和政府都在强化交流和友谊，您有什么看法？
答：在中日之间，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能在各个方面促进交流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说起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事实上，都是通过人和人的接触沟通来实现的。人和人之间没有真正的相互信赖，相互尊重的关系，是无法进行真正的交流的。即使在最近的两国的民意调查中，中日两国60％的人都对彼此的国家不信任，没有好印象。这样，考虑到未来的中日间友好以及亚洲的和平问题，还是有些让人感到不安。为了更好的奠定未来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基础，还要对曾经因战争留下的问题，也就是战争遗留问题的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清算历史。例如，作为纳粹党帝国，曾给周围诸国带来很多灾难的德国，今日在欧洲诸国之间，得到信赖和尊敬的原因，也就是战后的德国政府?民间企业，（当然也不能说所有而且完全）认真的对待了过去的战争遗留问题。其结果，就像在花冈和解中所看到的，不只是争取受害者个人的利益，而是起着奠定日中友好关系基础的重要作用。不努力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就无法展望真正的日中友好，但只要日中双方坚持不懈地努力，展望未来是十分有可能的。花冈和解，是对展望的一个启示。
记者：您认为阻碍解决被掳日劳工问题的关键症结在哪里？如何才能破除？
答：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的加害企业。特别是日本政府的责任重大。即便是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在两国政府间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有1995年的「村山谈话」中，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略战争曾经表示了反省，但我们希望不光是口头上，也应该用实际行动来加以证明。
在２００７年的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对战时被强虏到日本西松建设，并且强制参加重体力劳动的中国人战争被害者进行了非常不公平的判决。此判决，是对1972年的「中日共同声明」片面地,随意解释。这不仅践踏了共同声明的友好精神，同时也妄想要封杀中国人战争被害者的正当的战争受害赔偿请求权利。
中国外交部，在4月27日的判决当天，就发表声明，强烈的抗议「这种判决，是不合法的，无效的」。此抗议，同时也代表着所有中国人战争受害者的意愿。
一方面，作为判决的附言，提出了一定的劝告,内容如下：“被害者们所背负的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是非常巨大的。上诉人(西松建设)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其得到前述的“国家补偿金”等诸般的事情，包括上诉人在内的有关者，期待今后能作出努力，使本诉讼件中提到的被害者们得到相应的救济”。其中所谓的「有关者」，其明确意思所指的是日本政府。（注意：在日本的司法上使用的“法的救济”的意思，和「赔偿」的意思相同，绝不是「施舍」的意思）
中国政府曾经再三阐述过如下观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强虏中国人，像奴隶一样虐待他们,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重大的犯罪行为，也是中日之间遗留的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求日方对此重大历史问题负责，做出妥善处理。希望日本方面对中国的受难劳工问题认真对待，作正当处理”。（在2007年5月31日 定期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氏的发言）
如果说日本是法治国家，日本政府借口说上述的最高法院「附言劝告」没有法律效力。日本政府不应该逃避责任，而是应该遵循「附言劝告」来呼吁加害企业，学习德国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的例子，为了赔偿而设立和平基金，深刻反省对4万被强掳战俘劳工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
记者：在日本，有没有对花冈事件等被掳日劳工的纪念活动？如果有，都是谁来组织，起到什么样的社会效果？
答： 原来是花冈事件的发生地花冈町，现在是大馆市。大馆市决定花冈暴动的发生日6月30日那天定为每年的「大馆市和平日」。每年到那天大馆市都会举办大型的慰灵祭奠活动。此慰灵祭奠活动已经持续近20多年。那天，中国来的幸存者及其遗属，以及日本各地来的友好人士学校老师学生等很多人来参加。每次都超过250人以上。大家回顾花冈事件的同时也发誓不会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中国驻日大使馆每年都会派代表来参加。那场景让人非常感动。在纪念花冈事件50周年之际，日本的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女史也亲自参加，有500多人参加了那次的祭奠活动。以前大馆市的市长是社民党的党员。现在由自民党的小畑元氏来担当。小畑元市长明确表示：“祭奠中国人牺牲者的灵魂，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此要向下一代传达历史真相，这样做是不分党派的，是作为日本人应尽的义务”。几年前，由大馆市当地的民众为中心，成立了NPO法人「花冈和平纪念会」。由日本全国各地募集资金，去年４月份已经开馆了「花冈和平纪念馆」。
记者：当年被掳日劳工已经凋零，存世不多，相比前些年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和平大钟时，您也老了很多。您有没有想过，一旦你们这批老人故去，有没有人能够接手你们的事业？担心不担心后继无人使得这件事情最后无果而终？
答： 是啊，后继者的问题是有些担心。在中国也好，在日本也好，现在的年轻人迫于现实的生活，对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越来越不关心了。所以，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人，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传给下一代，有必要明确的让下一代知道为了解决历史问题必须做些什么？所谓的解决历史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获得赔偿金就完了的问题。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希望日本社会正视历史，变成被世界各国人民尊敬的有道义的国家。我说一个例子。即使是像韩国那样儒教思想很强烈的社会，但是作为「慰安妇」公开站出来的人已经有３００多人。可是，在性暴力被害者最多的中国，公开站出来的性暴力被害者至今还不到50人。对于因战争被伤害的同胞姐妹，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温暖的怀抱，可以说还很冷淡。有一次我访问南京的时候，一名性暴力受害的大娘看见我就哭着告诉我了。她哭着说，她的本名和苦难的经历被无情的同胞作家的手，刊登在报纸上的时候，周围的男性就非难她说“这个女人作风不好”“是个不干净的女人”。有些上了年纪的男人还说“这种女人是中国人的耻辱”。社会贫穷不是可耻的事情。可是，就连对这些可怜的同胞姐妹都不能伸出温暖之手，中国社会人心之贫穷，我想我们应该觉得可耻吧。
如果我们要求别人改变，同时我们自己也要改变。越谴责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非道义，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也应该扪心自问自身的道义。
记者：您对劳工索赔的前景如何看？索赔这件事成功与失败分别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答：日本社会越来越右倾化，不能无视那些反华势力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索赔的前景绝不容乐观。为了解决历史的问题，更需要10年，20年或者是半个世纪的时间也说不定。因此，更需要长期战略性的视点。现在，最重要的是绝不能断绝战争受害者的声音。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呼声控诉只要不灭绝，继续出现的话，就能向中日两国人民敲警钟。所以，战争受害者的后代有必要担此重任。强化团结，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很重要。并且，为了把这种侵略战争的受害情况，作为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牢牢记住，为此还要继续所有的行动。结果很重要，但过程更重要。在这个运动中，获得了多少日本友人的协助？培养了多少中国的接班人，大家的意识有什么程度的上升，这些都是观察活动成果的重要指标。要是中日两国间能够真正解决历史问题的话，那是在强固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迄今为止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贡献吧。如果日本不能认真地对付历史问题的话，日本永远作为没有道义的国家而被世界的人民所鄙视吧。
我前面已经说了，2007年4月27日，在日本最高法院否定了中国人的在司法裁判上提出的赔偿请求权利。这是关闭了以后通过日本的裁判来恢复中国人历史公道的道路。这种结果，出现了一些力求政治解决的呼声，但其声音在日本不是很大。日本现在成立了民主党政权，但是恢复中国人历史公道运动的难度一点也没减少。鉴于当今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与反动化，我们应当具有把视线放在长期的战略眼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三菱材料公司，在过去几次积极的发表关于与受害者“和解”的发言。当然，这也不能很乐观的看待,但是如果三菱材料公司和受害者之间达成全体和解的话, 肯定是对4万劳工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怎么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这辈子？
答：我今年已经72岁，从父辈起旅居日本。高中时代，就参与了战后做为第一次中国民间代表而来日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李德全女士的护卫工作。揭露历史真相、伸张正义是我的毕生的事业。总是感到自身的努力不够，同时也感觉到中国和日本两国社会的人民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恢复邦交，已经近40年了，可是人和人心灵之间的恢复还需要很长很长的路程，也可以说是这些历史问题将近一世纪时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造成的后遗症。我想用一朝一夕的努力是无法填补那个隔阂的，目前必须从互相确认那隔阂是否存在开始吧，我也只能说为此而继续努力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工作很重路是遥远。
历史的事实是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必须深刻反省，向中国人受难者谢罪赔偿。否则，日本军国主义所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将永远存在。
死难的人不能再生，留下的生者要替他们鸣冤叫屈，声张正义。为了恢复失去的民族尊严和做人的尊严，不让无数同胞的血白流，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内外同胞，团结一致，用人类的睿智，追究日本政府和加害企业的历史罪行，以讨回历史之公道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