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容易,能把这件事融入到骨子里做到极致,且最大限度地挥发出生命能量,摆脱或排除各种障碍,在风尘与迷雾间,去影响一个时代并非易事,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有人做到了,他就是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他很不一般。
这个人,50年如一日地对中国奇特地好,好得死心塌地,是典型的中日友好使者和架桥的人。能主事儿,并以他支配时代的能力去做事儿。
从1967到2017年,他频繁地来中国600多次。这个震撼的数字,足以表达他似走亲戚一样地对待中国,为建立一座达至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用真心去暖人。可以感知,在他身后是一个民族正义的力量在支撑,为了实现“日中永远好下去”的宏愿,他决绝地,任性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地终其一生只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
如果按照他的意愿,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在“历史清算”后的阳光下,更加持续地改善,加速友好进程。最起码,这一点我相信。
可是,白西绅一郎先生走了。
2017年10月7日,他去参加大阪华侨团体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不幸在大阪下榻的酒店去世。
8日晚上,东京的朋友微信告知我这个消息时,甚为痛惜。
一时间,我还没有缓过神儿来,回复:“这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言外之意,他还有好多事没做完。生命的消逝是失去了一个人,事业的未竟则是失去了整个事件当中的主宰,损失是相当惨重的。他的离去,仿佛不是真的。
想起与白西绅一郎先生短暂的接触,他的刚直与不屈个性,特别是他醇厚至诚的向善执念,细腻与果敢的生命行走姿势,留给我太深的印象。
恍惚间,这一切已然成为永远的忆念,在昨天。

写在餐巾纸上的“不东西行”




2017年7月29日,我同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从新神户乘坐新干线,去冈山参加冈山县的华侨华人总会和各市日中友好团体共同举办的活动,主要研究《在今年10月14日举行的《中国人殉难者追悼慰灵祭》的相关活动。
上午10点将过,车到冈山,出站不远,来到“冈山国际交流中心”六楼“冈山县华侨华人总会”。林伯耀先生说,他要同这个总会的会长刘胜德去看个病号,嘱我在此等候,下午开会之前回来。
华人华侨总会办公室有书报杂志,大致翻阅一遍,我就坐不住了。
一楼大厅,环境优雅,何不到那里去等。顺便买了糕点当午餐,时间很快过去。林先生和刘会长回来了,他们身边多了一个人。林先生介绍说:这位是白西绅一郎先生。
握过手,打过招呼便去用餐,原来他们还没吃午饭。
白西绅一郎着一身灰色西装,细格子衬衣,显得很厚的样子,打着淡蓝色带点点的领带,躬着腰,扶一小旅行箱在侧面的餐厅坐定。
人曰:“小暑时节,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而是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尤其冈山,被誉为“晴天之国”,我穿着凉薄的衣服都在冒汗,可看不出白西绅一郎先生一丝的热,倒是他冷峻的样子凝固了气场,驱赶了燥热。

刘会长急着上楼,我没事儿,陪他们用餐。


左:白西绅一郎  右:林伯耀


两人点了最简单的咖喱饭和冰咖啡,我则拿出保温杯放在餐桌上,不时地用手绢擦着热汗。这个人递给我一张名片: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接过名片谢了,感觉他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的绅士,很风雅。想说点什么,有语言障碍,只得由林先生当翻译。
于是,当然地问他去过中国没有。
这一问,吓了我一跳。回答是600多次,而且只去中国。太执著了。用数字堆起来的跨海行走,这样的人不会轻易言及放弃,一定是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起作用。他肯定有故事,我最喜欢对有故事的人刨根问底儿。因为不知道他的名气,不知道他为中日友好做了那多的事,更不知道他那双握过胡锦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手有着怎样的力量。所以问话直率,没有忌讳和负担。
“干嘛去了那么多次中国,怎么不去其他国家?”我追问。
他拿起餐巾纸写上:“不东西行。”又拿起自己的手机让我看那上面的吊坠,上面刻的是“不东”。林先生拿过来,我拍下了珍贵的镜头,只可惜平板效果不是很好,但真实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一时不解其意。
原来,这里面是有典故的。
为普渡众生的唐三藏,偷渡天竺去西天取经时曾经发誓,如果取不到真经就不回去了。唐三藏凭着坚定的意志,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取得真经。这是高中老师讲给他的,让他铭记终生。“不东”,明显的意思是贯彻日中友好的恒心,并成为他做人的符号和信条。终生恪守,那是一定的。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终将成事儿。
只是,路太远,破冰难,需要时间。

开会时,研究“中国人殉难者追悼慰灵祭”的相关活动后,林伯耀先生讲述《战后,中日间未处理的问题》,主要讲了“花冈事件”及“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惨遭杀戮”真相,用笔记本放送纪录片,进行宣传。与会者多是日本人,听了讲座,看过视频,然后表态发言。
白西绅一郎发言时,依旧着“不东西行”的话题,林先生安排一位留学生坐在我身边翻译。听着听着,我读懂了这位绅士样的人是怎样的殚精竭虑,下苦功夫,恒定一条心,去做一项国际性的大事业,有些任重道远的意味。他支持“花冈事件”和“关东大地震中国人被害”的诉求,站在公正的立场发声,在座的日本人全部倒向真理一边。
多年来,一直为中国劳工向日本企业和政府进行“历史清算”、“战争赔偿”,讨回公理与尊严的林伯耀先生对我说:“参会的都是各个组织的头儿,这些事情要反复地讲,他们有了印象,传达的面是很广的。日本有好多友好团体,日中协会是唯一明确支持民间战争赔偿的。对于“战争赔偿”,白西绅一郎就曾说过,应该赔给战争受害者。
当然,白西绅一郎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
中日关系紧张时,他能从旁促成鸠山前首相去中国,走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脚印的铜板路上。那一刻,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出现钓鱼岛问题时,为打破僵局,他能召唤日本官员亲历者出来证实:两国首脑确实有过约定——搁置争议。早在1972年的“保钓运动”中,他就追随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与国内文化界人士一起发声:“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反对侵略邻国的国土”。他不顾右翼势力嚣张,频繁举行集会谴责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毒化日中关系的行为。
大事小事,亲力亲为。台前幕后,都在亲近中国。
后来,得知他做过肠癌手术,身体受损,腰部又出现问题。看他拿着行李,本想替他拉着,可那是他的拐杖。腰弯了,但仍不失风雅。
这就是白西绅一郎。他的气场里流动着友好,那是中日民间交往的温度。
阳光照耀,总在春天里。

河上肇的崇拜者

这个话题,还是中午在咖喱饭和冰咖啡的餐桌上,“不东西行”的继续。
白西绅一郎先生说着日中友好的时候,提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河上肇,这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曾出版《贫乏物语》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等著作,特别是《贫乏物语》,以东方思想的语言,探究贫乏悬殊问题,触动了时代和社会痛点,引起经久不息的反响,这本书在中国有20多个版本。
在论及社会问题时,河上肇主张社会经济组织之改造,他站在孔子的立场对社会弊端进行批判,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许多寻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河上肇著作中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获得了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
同时,河上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称之为“兵祸”。因此,一贯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早年,中国革命的创始人李大钊、周恩来、毛泽东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火者们都曾受之影响。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现在还陈列着毛泽东阅读的河上肇的书。
遗憾的是,东方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道者河上肇却没有看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显而易见,白西绅一郎先生替河上肇看到了这一切。
    因此,他不遗余力地继承河上肇的遗志,从中汲取能量。
    我对河上肇没有特殊印象,对他的情况甚至一无所知。白西绅一郎在此提示了我,要想探究他为什么老去中国,为什么与中国走得那么近,我在河上肇这里找到了答案。
    他还告诉我,京都有个“法然院”,那里有河上肇的墓。
    去过京都,但我不知道这个“法然院”在哪里,更不知道还有个日本人的马克思主义“传道者”河上肇的墓。怕我听不明白,林伯耀先生在那张写着“不东西行”的餐巾纸上写下“京都”,“法然院”“河上肇墓”几个字。
    白西绅一郎常去那里凭吊,我想他不仅仅是崇拜者,应该是追随者,且不遗余力。他的思想及人生价值取向,有着河上肇的投影。
  
   在中日没有建交之前,他就开始与中国交往,认定了大中国这个朋友。
   他所负责的日中协会,各种交流活动让他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完全可以停下来坐镇指挥,但他没有。他是用可鉴之心,践行自己的诺言。
   他都频繁地往来中日之间。1987年以来,他每年带领日本有识之士,从未间断过前往中国祭拜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日关系紧张时,他去中国的次数更勤。中日关系异常冷却的2006年,他访问中国14次。
   此生,50年的追随,站在隔海相望的高点之上,穿越时间长廊,自信地走在自己认定的路上,一直在发展的时代中躬身前行。
   这位绅士在午餐结束前和我谈起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曾在冈山读过第六高等学校。
   郭沫若1914年留学日本,那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就是他回国后翻译的。不知怎么,白西绅一郎提到了郭沫若在1917年做的诗,应该是这首:

   “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
  
   看来,绅士是位中日文化通,对郭沫若的熟悉程度了如指掌。林伯耀先生在那张纸片上继续写下:“郭沫若诗词,1917”字样。
   弥足珍贵的一张餐巾纸,我下意识地保存在包包里。现在想来,郭沫若诗词的“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是在说郭沫若,还是借用在此说他自己。
   谜一样的道白,在诗意里。整整100年的时空传递,有些吓着我了。
   未竟的事业,有遗憾。
  
亲历广岛原子弹爆炸,战争灾难影响一生

  



   这次冈山活动,遇见白西绅一郎纯属偶然。
   当时,没觉得怎么,也没有采访他的意思。因为专注“中国劳工在日遇难”事件,转移了我对绅士的视线。但是,冥冥之中,这位绅士的经历把我吸引了过去。
   活动结束后,已是晚上6点。
   上车之前,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事务局长横见幸宪和冈山县华侨华人总会相谈役医师林肇辉约上绅士、林先生和我去车站附近的烧烤店共进晚餐。
   有些烟气的小店,在昏暗的灯光下,拖鞋盘腿在日式榻榻米上。
   我坐在绅士斜对面,林先生坐在我对面。
   几位男士点了啤酒,我没点。天太晚了,心里惦记着早点回到神户。随便聊着,当问及绅士是哪里人时,又问正了。他说他是广岛人,出生在本州岛西部的“中国地方”,日本平安时代全国驿站按地区划分的近国、中国和远国。这个“中国地方”,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半点关系”,可他却对隔海相望的日本国以外的大中国情有独钟。小时候曾经历过原子弹爆炸。这下,我立马来了精神,2015年末,我特意去广岛看世界遗产“原子弹原爆遗址”,虽然不是亲历,但对那里当年惨烈的一幕太敏感。
   他不慌不忙地拿出证件,我一看是《被爆者健康手账》,上面标记着“公费负担者番号”,翻开看,这位昭和15年生人的绅士在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爆炸时满5岁。再往后翻,是每次去医院的记载。“有了这个小册子,看病就不用花钱了。”我问。他说:“不用花钱,政府买单。”是啊,当年的过是政府的,应该由他们负担。
   经过绅士同意,我拍下了这个手册的几个页面。灯光不行,拍得模模糊糊。好在封面和第一页比较清楚。
   原子弹爆炸那天,他在远离市中心的祖母家,透过遮阳的竹帘,看到天上闪现的白光,祖母急忙带他躲起来。他和家人逃过一劫,而他的几个小同学和亲属却在爆炸声中离去。
    绅士的祖上经营“贺贸福”酿酒作坊在市中心,爆炸的瞬间,酿酒坊化为灰烬。城市变作废墟。成千上万的人被夺去生命。
战争灾难影响一生,本应美好的童年,罩上了一层阴影。
为什么,美国的原子弹要投向广岛。多年以后,他知道了个中原因,都是国家惹的祸。他说:“广岛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没有广岛对中国的加害行为,也就没有广岛的原子弹之灾。”“佛教有因果报应一说,打别人也会被别人打。我的家乡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是因为日本做了坏事在先。”
   所以,作为中日友好人士,他始终站在正义立场,“反对战争,不忘历史。”在行动上,倾情中国,坚持每年到南京植树,培植樱花林,从道义上担当一份责任,为当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赔罪。平日,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他都热心参与。
   绅士风度,自始至终贯穿整个人生。
   回走时,我和林先生与他一起乘坐新干线,进站时已是19点44分,他到东京千叶的家该是夜半了。大概是喝了酒的缘故,夜行车上的绅士显得很疲惫。这一天,从早到晚他都没有休息,从东京到冈山,坐了一上午的车,午餐时还在与我交谈,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又都在开会。我见他,时而双手抱肩趴在桌子上,时而打盹,稍有精神就看他的笔记本,他要发言,心里装着事儿,身体不舒服也还要坚持把会开完。
   车上,我没再和他搭话,他太累了。
  
   再次见面,是一个月后的9月4日。
   他来到位于两国站的东京都慰灵堂,参加“日本大地震遇难华工及留学生悼念会”,我到他跟前打了个招呼,原本想10月中旬冈山有一个“中国人殉难者追悼慰灵祭”活动,他一定会参加的,到时还会见到他。没想到,在中秋欢乐之际,他谁都没告诉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
   选择这样的日子离去,大概是他与上苍的一个约定。
   即便无奈,即便还有那多的事没做完。77年的旅程,已无悔。写到这里,才感觉,白西绅一郎是在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在向这个世界道别。月圆之夜。似乎意味着什么。
   不知不觉,走近这位绅士。替他传递心声,他的生命属于中日两国。他是一座桥。
   影响时代的桥,是不朽的。
  

                                                           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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