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历史包袱现在不解何时解

在信浓川和解中,日本律师高桥融、犀川治担任5名中国二战被掳劳工的法律顾问。此前在日本提起的20多起劳工诉讼中,他们所在的日本律师团队也义务援助了其中大多数的诉讼。

5月6日,他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高桥融问自己的同胞:“这个历史包袱,此时不解,何时解?”

西松公司明确谢罪

记者:信浓川和解达成了哪些成果?

高桥融:受害者最强烈的要求是让加害企业承认加害事实及责任,并在此前提下明确谢罪。本次和解中,西松建设公司承认了强制劳动的事实及历史责任,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表示谢罪。此外,立足于明确谢罪,作为对受害者的赔偿,他们将支付1.28亿日元解决金,并委托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来管理。日本政府以及其他34家加害企业,连加害事实也从来没有明确承认过,也没有说过一句谢罪的话。从这一点考虑,这个和解具有很大价值。

记者:与之前的花冈和解、安野和解相比,这次和解有哪些进步之处?

高桥融:2000年达成的花冈和解,是第一个和解协议。从这一点来说,起了先驱的作用。但律师之间、劳工之间、律师与劳工之间,当时没有取得充分的意见统一。安野和解,是去年12月达成的,也遇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律师起了太多的主导作用,而被掳劳工的意见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这一次,考虑到这些不足,为了不留遗憾和后悔,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量来向中国劳工征求意见。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记不得来中国多少次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充分尊重多数劳工意愿的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仍有遗憾

记者:谈判有哪些难点?

高桥融:西松公司认为,依据日本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才能进行赔偿,并坚持要写进和解协议;但中国劳工坚决反对这个判决,不愿将其写入。最终,这个条款还是写入了和解协议,但我们在同时签订的确认书上声明,我们并不承认这个判决的效力。

记者:在赔偿金额方面,有什么突破?

犀川治:赔偿金额看上去和安野的一样,但信浓川劳工还在另外两个公司工作过。在将来,我们还可以努力,从另外两个公司拿到更多的赔偿金额。我们最初预想,由日本国家和企业出资,给受害者平均每人2万美元以上赔偿,目前来看,这个目标没有达到。

记者:赔偿金如何分配?

高桥融:赔偿金的总额为1.28亿日元,在183名被掳劳工之间分配。但是还需要扣除未联系上的受害者的调查费用、祭奠、追悼费用以及运营管理基金的费用。

记者:35家企业中,为什么只有西松公司愿意和解?

高桥融:诉讼大门关上之后,我们和35家企业都进行了接触。最初,我们和三井、三菱公司谈,希望在那里获得突破。三菱有2709名劳工、三井有5517名劳工,是最大的两家。他们开始愿意谈,但后来一直没进展。在这期间,因为贿赂事发,西松建设公司原有的领导下台。为了重塑形象,西松公司决定解决这件事。下一步,我们还要和三菱、三井这些公司谈,推动他们解决。

依据良知做出选择

记者:你为中国劳工义务做事,其他日本人理解你么?

高桥融:如果大家都理解,这件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做。战争刚结束时,日本政府不让大家反省。最典型的是731部队,他们的事绝对不许公开,所有参与的人都宣过誓。后来,日本政府只强调自己受害,对自己的战争遗留问题避而不谈,很多普通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些事。

记者:遇到过不解么?

高桥融:在日本国内,有人有这种认识,中国已经放弃赔偿了,你们在点火,这样下去,日本怎么受得了。我说,不是这样的,对这样的问题,做一个妥善的解决,是构筑中日友好的基础,也是日本生存的基础。

记者:如果让你对日本人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高桥融:我想问日本人,这些遗留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和日本真的能够友好相处么?这样的历史包袱,今天不解,何时解?

记者:对中国人呢?

高桥融:我想对中国劳工说,大家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来说,能够发出声音的人,还是太少。

犀川治:我只有一句话——只有知道事实,才能够做出选择。我们目前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想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过去,曾经有这些事发生,这些受到战争伤害的人,此刻已站在你的面前。你可以依据良知,做出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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