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追寻历史真相，揭开中国在日劳工内幕的正义之举，是一种有责任感的行为。你们时报的这种精神非常可贵，非常了不起。特别是在目前二战受害的幸存者所剩无几的情况下，这种寻找幸存者和收取证据的行动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你们是在抢救历史，抢救日军侵华的铁的证据，是在与时间赛跑。”

　　昨天下午，中国二战受害者代表向日索赔民间第一人、原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省九三学社社员高熊飞先生高度赞扬了国内一些媒体共同发起的“劳工特别寻亲”行动。

　　他说，现在我国没有一家正式研究在二战期间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情况的专门机构，一些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这项研究，是在民间对日索赔之后，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三四年时间，他们所收集的资料和了解的情况，少之甚少，远不如我们民间对日索赔个人收集的资料全面，因为我们从事这项工作达25年多了。因此，现在我国没有一个机构、没有谁能够说清楚在二战期间受害的中国人的确切数字，这也包括中国在日劳工的数字。

　　“最关键的是，这些受害的幸存者已所剩无几了。我们要与日本右翼势力争时间，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收集证据，对幸存者所了解的情况进行取证，等他们去世了，那将是死无对证，这正好应了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战争的阴谋。”

　　他说：“按国际法，对日索赔的最后期限是2010年，距今只剩七八年时间了。再拖延下去，我们将愧对死去的冤魂和活着的子孙。而现在这项工作做起来却极其艰难，这些幸存者又大多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健在的寥寥无几。到时，就算人家承认了他们的种种侵略罪行，我们也会面临死无对证。”

　　高教授不无忧虑地说：“这不是危言耸听，就拿我状告日本政府打的这6年多的官司来说，从1995年8月一审就花了4年时间，开庭了18次，二审开庭了8次，今年上半年我还要赴日出庭，按日本法律，到三审最少要12到13年的时间。曾为我作证的10多个证人，都已相继去世，到现在只剩下惟一的一个证人了。”

　　高熊飞简介：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来一直从事教育事业，是原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作为一名爱国的民主党派人士，从事二战研究已达25年多，收集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曾参加过多次研究二战期间日军侵华战争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他因1943年11月4日，在日机对福建永安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中被炸断右臂，于1995年8月7日走上对日索赔之路，从而成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