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及声援者一行20人，在王选女士的带领下，3月19日，赴日本东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二审结审诉讼相关活动。赴日人员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义乌塔下洲原告周福菊，湖南常德原告何英珍，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衢州原告朱左峰，原告团工作人员义乌张曙、吴利琴、何必会、宁波裘为众，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的金华细菌战受害者代表伊文秀、傅自律，随团声援的叶爱芳、金瑶母女和朱瑞荣、顾佩芳夫妇，全程跟踪采访的新华社浙江分社《现代金报》首席记者潘君耀、义乌电视台著名记者陈仲龙，王选的丈夫赵善灵，北京律师孙靖女士等。细菌战诉讼案2005年3月22日在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结审，预计于2005年8月作出二审判决。
围绕细菌战诉讼案二审,国内外各界进行了一系列诉讼声援和游行示威等活动，在历史的时空中奏响新时代国际维权革命的最强音。作为细菌战诉讼案控诉的主体，中国广大受害者尤其是原告所在浙湘六地的180名原告，始终是这场运动核心的中坚力量。在日本法庭，在日本国会，在日本内阁，在日本民众之中，在国际舞台上，原告与受害者的血泪控诉，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鸣。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视对日索赔工作为己任，长期以来与中国受害者共同并肩作战。为声援和支持对日索赔,湖南常德、浙江各界先后组成声援团，随原告团赴日参与诉讼活动，由湖南常德市人大、政协组成的五十多人的声援团大壮原告声势，由浙江律师界组成的法律声援团给予原告团难能可贵的宝贵支持。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史学界、医学界、法学界的一些志愿人员为细菌战受害调查和诉讼工作提供了大力援助。日本审判731细菌战宣传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日本731罪行澄清（揭露）会等一批长期声援支持原告团的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为追究日本细菌战等一系列罪行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卓越贡献。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和该团数百名日本律师勇敢坚定地站在中国受害者一边，站在国际正义的前沿，冲锋在反帝反战的前线，书写了中日友好及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篇章。3月22日细菌战诉讼案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结审，即将作出二审判决，在此正义与邪恶决战的历史重要关头，原告团和日本辩护律师团与日本社会各界人士约三万人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和平反战国际共同集会和示威游行，在东京街头，原告和律师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议日本政府修改和平宪法，派兵出国作战，重蹈军国主义等倒行逆施行为，并向日本首相府请愿，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罪责，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随着诉讼的继续深入进行，国内外声援原告诉讼的力量亦将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深。在国际的关注下，细菌战诉讼案体现出日本国家意识形态的指针，是彻底反省、清算自身战争罪行后正常融入亚洲国际社会，还是拒不谢罪赔偿并重新走向扩张侵略的道路？人们拭目以待！[附录一：二审历次开庭的相关报道，详见原告团授权网站“中国918爱国网”和“血铸中华网”或上网搜索各大网站“细菌战”信息]
我们看到，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问题直至今尚未解决，中国受害者的世纪冤仇和深重苦难仍在延续。其中不仅涉及到国际人道主义、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更关系到相关的历史认识、法律问题。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对中国受害者这个广泛而又弱势的群体予以关注和分析，针对中日两国对中国受害调查、人道救助、诉讼维权、维护和平的一些主要历史使命，我们提出对日索赔应当基于国际人道主义之立场，包括全面彻底开展受害调查，援助和救济受害者，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法律的等等手段来清算日本细菌战暴行，维护中国受害者的尊严，实现受害索赔的正当合法权利，使人们正确认识和正确理解细菌战诉讼推动人权革命、依法国际维权的重大社会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违反人道和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掩盖下，长期隐瞒细菌战罪行，逃避战争责任和法律责任。1997年8月11日始，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村民联合衢州市、宁波市、江山市、义乌市和湖南省常德市180名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或受害者遗属[附录二：原告团名单及诉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提出了审判细菌战并要求日本国家予以损害赔偿的请求，引起了国际舆论关注。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确认了浙、湘两省180名原告所在地细菌战死难万余人的事实，同时驳回原告索赔请求。原告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法院，预计于2005年8月作出二审判决。2003年3月和5月，浙江丽水、云和两地受害者分别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能否受理尚待法院回复。2004年2月15日，浙江、山西、内蒙古细菌战受害者及浙赣地区炭疽受害者纷纷表示要组团参加对日诉讼，公推王选为总代表，楼献等律师为代理人，寻求通过国内外法律途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以切实维护和争取实现受害索赔的合法权益。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受害者也正在通过不同途径来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行。
我们认为，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是实现对日索赔、最终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原告团和国内外一批专家学者为此作出努力。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受害者对于战争创伤的惨痛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当年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害，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甚至由于日本的隐瞒、掩盖和逃避责任，使危害至今仍在延续。如：毒气弹和细菌战遗留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环境破坏等。随着战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各国人民的人权意识也日益增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清算日本战争责任，不只是为战争受害者争得精神和物质补偿，更是对反人类罪行的道义抗争，是捍卫人的尊严和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受害者坚持不懈要求揭开历史真相、解决战争遗留问题、讨还尊严和公道、提出对日索赔等等，也在远离战争以后变得更为强烈，尤其令人深思和感动。受害幸存者年事已高，正在陆续逝去，日渐凋零，因而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进而在此基础上谋求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显得极为紧迫。为了使大量被害证据不致湮没，也为了使现存的受害者不至于如已逝者那样抱恨终生，于事实上和道义上都应刻不容缓地推进这项工作。据了解，除了原告团为主的对日索赔阵营和美国、日本等国民间细菌战研究社等少数机构，现在全国仅有极个别民间志愿者和研究者从事受害调查工作，力量薄弱又分散，显然难以完成任务。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投身于这项伸张正义的事业，并得到日本、美国等国正义人士的同情、支持和参与，但需要组织起来，系统性地展开专业化的受害调查工作，抢救性地搜集证据，形成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和成果，从历史的、医学的、法律的等等方面对受害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并进行有效的保管、展出和使用。从对日索赔诉讼角度来说，科学、严谨、经得起法律论证的受害调查结果，是法院认定细菌战犯罪事实的基本依据。
据初步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秘密进行细菌战，使中国二十多个省市死难百万人以上，至今仍有一批年已古稀的受害幸存者承受着无限的痛苦和屈辱，深仇大恨，罄竹难书！举世瞩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索赔案，自1998年8月11日开庭至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确认了浙、湘两省180名原告所在地一万多细菌战死难者的历史事实，这里被确认的只是中国受害史实之冰山一角，大量的受害事实尚未被调查整理出来。受害者群体往往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其身心长期受到摧残，有的生活贫困且受歧视，有的被伤痛折磨生不如死，活似炼狱中苦熬！如：浙赣铁路沿线地区现存的一批炭疽“烂脚”受害者，“烂脚”难以治愈，裸露森森白骨，腐肉臭气难闻，现状惨不忍睹。由于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无疑将困难重重，任重而道远，因此这项工作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支持。其中，政府部门批准成立全国性或地方性的受害调查专业组织和机构，显得至关重要。在政府部门的指导和管理下，实际的具体工作，则完全可以依法由民间志愿者自愿去努力完成。当然，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等于不能支持和援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更好是政府出面进行受害调查，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组建全国性的受害调查组织方面，原告团曾长期为此作出努力，王选女士向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成立“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调查联合会”和“细菌战受害者保护、救助基金会”这类民间组织，以协调、整合社会各界人士，自愿从事受害调查和保护、救助受害者等工作。浙江、上海、山东、山西、江西、湖南、江苏、广东、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大批细菌战受害幸存者及其亲属也提出过类似王选的主张。 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认为，在中国的人权、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勿忘国耻，为中国受害者维权，解开历史死结，讨还尊严和公道，责任重于泰山！她曾与30位以上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在2004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议案，呼吁抢救历史、全面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敬一丹、濮存靳等一批全国政协委员也在“两会”期间提出类似提案。
随着诉讼的继续深入，民间对日索赔之权利得到更多方面的认同，细菌战诉讼案更引人瞩目。近些年来，我国领导人和政府发言人多次就中日战争的遗留问题包括民间索赔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了把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区别开来分别予以对待的原则立场，敦促日本方面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受害赔偿要求。江泽民同志曾于1992年说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对于一些遗留问题，我们历来主张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严肃对待的原则，通过相互协商使这些问题合情合理地妥善解决。这样有利于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江泽民同志的讲话，不仅指出了解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必要性，而且揭示了通过国家和政府间协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2003年10月7日温家宝总理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巴厘岛会晤时明确强调，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希望日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正确认识、处理包括参拜靖国神社在内的有关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1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强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两国领导人要从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高度出发，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历史问题上，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凡有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多做；凡不利于两国人民友好的事，就坚决不做。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细菌战受害诉讼首次以司法判决形式认定侵华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违反国际法，使用细菌武器，造成中方大量人员伤亡的史实，同时沿袭战后一贯做法，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赔偿要求。针对此判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大量实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残害中国人民，这是铁的事实。日方应采取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对待这段历史。目前，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图谋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遭到中韩两国以及亚洲其他各国的强烈反对。所有这些，都是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社会各界关注和重视细菌战受害幸存者等战争受害者这个最弱的社会群体真实感情的体现，都是对正在进行的艰难的受害调查和民间对日索赔活动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根据进一步诉讼的需要和可能，我们认同世界华人华裔联谊会秘书长卞洪登提出的主张：中国政府应该启动对日索赔。纵观历史，现今日本的强大是建立在中国痛苦之上发展起来的，在日本侵略中国占了上风之后从不手软让步。例如，日本曾经强令中国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赔偿两亿三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日本三年半的国家财政预算收入。也正因为有了这么多额外侵略收入，才更加武装强大了日本，使其成为世界性强国。后来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再度从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中分得一块赔偿，更助长了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敢与美国、英国等太平洋40多个国家为敌的野心和能力。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是个战败的侵略国家，日本理应赔偿受害国战争损失。众所周知，过去中国政府是在基于日本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基础上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要求的。例如，1972年中日两国联合声明导言第四段开头明文写着：“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由于有了当时日本政府表面上这么诚恳的忏悔态度，中国政府才在该声明第五条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要求。 然而，日本政府言行不一，公然欺骗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他们不但恶意篡改历史教科书，不对侵华史实深刻反省，反而有多位日本政府首相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祭拜东条英机、宏田弘般、土肥原贤二、坂桓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14个侵华日军战犯的亡灵。今又违背和平宪法“永不再战”宣言，派兵出国作战，图谋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重做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美梦。既然日本政府没有遵守深刻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的诺言，在国际惯例法规中应属违约在先，那么中国政府也就不应再受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款的约束，而应立即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战争赔偿正义要求。
2001年第六届华商大会要求违约在先的日本政府立即为受害的3500余万中国人民赔偿3万亿美元，这项正义之举一时惊动日本朝野。其中于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小泉，也慌忙于10月8日赶到中国北京卢沟桥作象征性忏悔。这一切说明，日本政府是害怕中国人民提出战争赔偿问题的。这也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抬头的要害，同时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所在。
从1988年9月山东省茌平县张楼村村委会将一封加盖公章并附200多名村民签名的索赔书寄往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和1995年首例中国花冈劳工诉日本鹿岛会社开始至今，中国大陆的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运动方兴未艾，其中向日本法院提起的索赔诉讼约有30起。但归纳起来，中国原告中胜诉的少数案件只是对日本的企业或个人，毒气弹受害案原告一审胜诉后，日本政府提出了上诉，审判结果尚难预料。在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国国家责任的问题上，日本法院则是置公平和正义原则不顾，一味地维护着本国的国家"荣誉"。 1997年8月11日王选女士为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起诉日本政府，原告的日本辩护律师和学者们就对日民间赔偿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长期的理论研究，并为此举行过多次的国际法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应该说原告和辩护律师们向法院所提出的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法律依据是有较充分的。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虽然对侵华日军所实施的细菌战行为作出认定，遗憾的是该法院对中国集体诉讼（原告180人）的赔偿和谢罪要求作出了驳回。法院的判决特点是既承认事实又直接明了地将问题推给了中国政府。事实上，被驳回并不是原告的法理依据充分与否的问题，而是东京地方法院法官的立场问题。这其中主要理由大致如下：1战争导致个人的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以及其他外交手段来解决；2，国际法并未授权个人可以起诉国家；3，国家责任豁免。4，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2004年2月14日，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日本律师协会前会长土屋公献在上海公布，导致一审败诉的几大问题法律研究已经取得突破，并找到了法理和事实上的佐证。2005年3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二审结审时，原告团的控诉材料、辩护律师的辩护词、731老兵证言以及众多专家学者意见一并全部提交给法院，有待于法官的良知和勇气，作出公正的判决。
探索对日索赔之真正意义，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近期发表的见解颇具代表性。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迫害，尤其是其实施的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是决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作为加害国的日本，通过自己的认真努力使过去的那段历史事实更加明了、将其公之于众、明确承担责任、对众多的牺牲者进行谢罪、并支付赔偿金以示谢罪的诚意，是日本政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日本政府只有承担了法律责任，才能使被害者雪恨、才能恢复人的名誉和尊严、进而取信于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否则，日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民主社会的一员、不能恢复名誉、不能与世界人民和平共处，日本人也不能以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自豪。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以受害者的名义，对种种迫害行为中最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提起诉讼。为何必须选择审判这种手段呢？因为战后，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端正的态度并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反而继续对卑鄙可耻的行为加以隐瞒，美化侵略战争，妄图逃避责任，并误以为这符合日本的利益。没有认识到这种卑劣的态度招致了国际社会的鄙视、非难，使自己陷于孤立。如果继续这样出丑，将严重损害日本的利益，并且这种损害是无法估量的。对于中国而言，对日索赔行动完全可以成为一项让世人铭记历史、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爱国行动。同时，细菌战受害诉讼索赔案作为国际维权第一大案，已成为国际和平反战运动的一环，对于教育中日两国人民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历史，对于防止战争灾难、维持人类正义与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日本清水书院最新编撰的由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的日本高等学校世界史教科书，记载了日本731部队细菌战研究人体实验、实战攻击和当今中国受害者提起对日索赔等内容（详见：高等学校地理历史科35清水世B010第171页，日本文部科学省检定济教科书）。731部队罪行等曾因日本文部省之命令在历史教科书中删除而被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告上法庭，针对日本政府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艰难诉讼，现重新收录于日本历史教科书，彰显出日本一些正义人士努力奋斗的成果。细菌战诉讼案日本一审法院确认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被日本历史教科书记载为重大历史事件，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认识。据王选介绍：清水书院编撰的世界史教科书在日本高等学校采用率达12%左右，影响不小。然而我们在肯定该教科书记载日本细菌战犯罪的同时，发现该教科书记载的内容，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令人遗憾之处，譬如：该教科书有关侵华日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细菌战部队）设在满州国的说法，我们就无法接受。日本侵略中国强占东三省等地扶植的伪满州国及其傀儡政权，打着所谓“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幌子，奴役中华，其血腥、残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人们记忆犹新，中华民族从未承认过什么“满洲国”。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诸如“满州国”之类无疑都是革命的对象而被打倒。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满州国”的情结，在日本靖国神社，“满州国”被宣扬为“新国家、新建设、大东亚共荣”的榜样。如果认定是在这么一个“王道乐土”的“满州国”里，驻扎着731部队从事细菌战，“满州国”有没有责任？这里是不是日本在有意转嫁细菌战罪责给“满州国”？再譬如：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被该教科书记载为中国湖南等地，则明显带有片面性，让人难以理解如此记载的用心。事实上，侵华日军荣字1644部队在南京设立了最大的细菌武器生产、实验基地[2004年12月14日法制晚报],侵华日军空前绝后的鲁西十八秋霍乱作战屠杀了40余万无辜百姓......因此，中日两国人民应当起来共同努力维护历史真相，抵制日本误导历史，否则，将贻害无穷。在这方面，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对细菌战历史事实进行正确、全面的记载。诉讼的法律程序总有终期，诉讼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将在历史教科书中延续，我们相信历史最终将选择正义。
记载细菌战诉讼案，必定要大书特书对日索赔运动的领军人物王选[央视国际：王选就是力量]以及她背后的王培根[新华网报道王培根：铁骨峥峥斥日本]、陈玉芳[人民网人物特写：细菌战诉讼中的两位女性]等一批坚定不移的支持者。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优秀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黄继光、钱学森、雷锋、焦裕禄、张志新、陈景润、蒋筑英、孔繁森、范匡夫、钟南山等一大批各个时期的英雄模范人物,犹如群星璀灿,照耀神州大地,闪烁着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光辉，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新近入选中国英模的王选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详见中国英模网]。她领导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八年如一日,并继续矢志不渝地追究日本细菌战罪责,其事迹感动中国和世界,为弘扬国际人道主义、维护人类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
有人说,她是当代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亦有人说,她是新时代的秋瑾,热血满腔为国为民!“如果中国有两个王选,日本就会沉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哈里斯[谢尔顿.H.哈里斯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如是评价她。然而王选就是王选,不爱红装妖娆却思报效祖国,不缘风花雪月但求冰清玉洁,不将碌碌无为而是冲锋陷阵。这与当今社会中那些追求功利、纸醉金迷生活于灯红酒绿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球化浪潮浩浩荡荡,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也不免泥沙俱下,但总有中流砥柱者,弘扬和维护中华文明的尊严和价值,他们无愧于称许时代的楷模.
王选祖籍义乌崇山,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其父王容海系中共地下党员,著名法官,上海解放时随陈毅元帅接管旧上海司法机关,参加新中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王选曾作为上海知青，下放回故乡崇山劳动，后在故乡父老乡亲的帮助下，考入杭州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义乌，在义乌中学从事英语教学8年。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的人和故乡的情，故乡曾经历经的磨难都深深地烙印在心里。王选留学日本后获得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精通英语、日语，深谙日本的国情，良好的教育也使她继承了义乌人刚正、勇为、坚强无畏的精神，形成不计得失、嫉恶如仇、倔强鲜明的优秀个性。这为她日后从事细菌战问题国际研究[附录三：《中日网》王选论文集]和对日诉讼奠定了功底。
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作为旅日学者的王选,在《THEJAPANTIMES》(英文《日本时报》)上获悉故乡义乌崇山村三名代表在黑龙江首届细菌战研讨会上提出对细菌战受害索赔时，王选即明白，故乡已吹响战斗号角，呼唤她投入轰轰烈烈对日诉讼事业当中去。
王选的家族（包括叔叔）有8人、全村共有405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亲人的亡灵在时刻昭示着冤仇未雪。每当她想起亲人遭受鼠疫摧残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和濒临死亡时绝望无助的情景，每当她目睹故园战火下残存的断垣废墟依旧，每当她揭开日军一页页惨绝人寰的罪恶而日本政府至今仍在狡辩和抵赖时，都禁不住新仇旧恨齐上心头，怎能不激起王选的义愤？！复仇女神一旦举起法律之利剑，挥向日本军国主义阴魂，就让日本反动势力发抖！
自1995年始，王选放弃了在日执教和企业工作的优厚待遇，执着地开始了对日诉讼生涯，决心为无数中国受害者鸣冤昭雪。这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尊严的诉讼，这是一场中国民间个人针对日本政府强弱悬殊的诉讼，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国际一场旷日持久的世纪之诉??1997年8月11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上，王选代表中国108名原告，与原告日本辩护律师团一道,就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和法律责任.
这场审判从起诉以来，受到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关注。受到关注的主要原因是这场诉讼审判的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国家犯罪之一，审判的是人类史无前例的残虐行为。众所周知，50多年前，日军作为国家政策实行的细菌战，在当时即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犯罪。日军细菌战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民众死难和无数的经济损失,并至今仍然在危害中国人民,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战争失败之前不久，日本政府隐瞒了这一战争犯罪。战后，又由于日本政府和美国对这一战争犯罪的隐瞒和掩盖，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然应该受到审判的细菌战战争犯罪，却没有受到审判。但是，正义必定惩罚罪恶,半个多世纪以后,细菌战的审判在日本首都东京开庭了。王选在开庭陈词中强调，本场诉讼是人类社会对于反人类罪行的正邪较量，人类社会只有在正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决制止和制裁反人类罪行，才能使人类文明发展而免于毁灭，才能真正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侵华日军细菌战犯罪，用人体进行实验和活体解剖，用人体生产细菌武器，人为地制造致命性的疾病流行，毁灭性地杀伤无辜百姓，破坏自然环境，其残忍恶毒类比二战纳粹实施种族灭绝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人类文明不可饶恕的罪恶。中华民族有义务追究其反人类的战争责任,以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为被日军细菌战残害的民族英烈们、无辜的同胞们报仇雪恨，这是历史留给我们及子孙们责无旁代的使命.这场历史审判的开庭，是王选和原告团及其日本辩护律师团坚持不懈对日索赔的结果,是许许多多与中国、世界人民一起坚持反对日军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坚持揭露细菌战历史事实的日本知识分子、人民以及旧日军有关人员长期以来努力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进步,是日本的进步。在关注之中，这场审判越过法庭、越过海洋、越过国境、越过时代产生影响。所有与这场审判有关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起什么样的作用，都在历史上产生意义，在历史上留下来，受到历史的检验。原告团和辩护团以及支援原告诉讼的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伸张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而维护人类的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进而维护正义；控诉细菌战的非人道，进而维护和平。这是王选和原告团在这场审判中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日本政府在这场审判中唯一应该采取的立场是正式地承认日军细菌战犯罪的历史事实，承担战争责任和法律责任，向受害者谢罪赔偿。同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作为两国的历史，两国人民应该共同使这场审判成为揭露日军细菌战犯罪历史事实的过程；两国人民基于历史事实的、对于战争正确的共同认识，是两国相互理解以及真正友好的前提。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团长兼总代表，王选担负的责任重于泰山。为调查取证，王选风尘仆仆，常年奔波于中日之间。在国内受害各地留下了她无数足印，收集的那一幅幅图片，那一本本资料，那一盘盘调查录音带，堆集成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铁证如山。在日本，为了取得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词，王选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当时731部队的官兵出庭作证。为了向世人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王选从中国到日本、到美国、到加拿大、到英国，举办展览，做演讲，开研讨会，努力赢得国际支持，贡献了她所有的时间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行动当中。自1997年起诉以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已经先后进行了38次开庭审理，这期间，沉重繁杂的各项工作任务，几乎把王选压得透不过气来。38次赴日开庭，犹如排兵布阵，进行38次重大战役，而兵马是一群年愈古稀、身体病弱的老人啊！从出庭人员的行程到法庭申诉作证的各个阶段，让王选耗尽钱财，耗尽心血。尤其是诉讼经费，开支何止百万，全靠民间集资，谈何容易。有时眼看开庭在即，出庭人员出国费用尚未落实，真是一夜间愁白须发。而时间又是诉讼之大敌,国际诉讼旷日持久,进程艰难，结果难料。日本政府不肯道歉，也不肯赔偿，使官司拖延下去，原告们却因年老多病渐渐精力不支，时间不济，经济枯竭，纷纷撒手人寰，让王选心急如焚。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场诉讼，通过多年的调查、揭露和奔走呼号，社会各界被动员起来了，给予了高度关注，世界上正义与进步的力量以及年青的一代，已经开始广泛参与介入，以实际行动来声援支持王选的正义行动。王选并因此成为2002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了确认日本细菌战犯罪事实和责任驳回原告索赔请求的一审判决,日本政府再也无法抹杀和掩盖侵略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为了达到对日索赔的目的,推动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王选根据细菌战二审诉讼工作要求，与辨护律师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确定安排国内外法律界、史学界、医学界专家出庭参加诉讼。为此,王选先后组织和参与了多次国际性和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和诉讼工作会议,力争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及今后的诉讼中取得胜利。
战斗的硝烟没有散去，在王选身边，在我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