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人的守望者
五一假期前几天，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吴建平告诉我：4月29日，王选女士要利用小长假来衢州再次走访调查细菌战受害者，并约我到时一同前往衢州火车站接站。
初次相见，“一见如故”
对王选，我可以用“一见如故”来形容这次初次相见。
她1952年生，比我大6岁，现住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崇山村。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1987年赴日留学，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 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底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并获多家国内媒 体、读者评选的“年度人物”。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曾经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无论此说是否夸张，但王选女士的气魄和执着着实让人钦佩，正 是那场持久的对日诉讼，让原本蒙在鼓里的世人和国人了解了二战时期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真相，也让我明白了我的父亲和家乡周边的许多烂脚病人，为何数十年溃 烂不断，有的久治不愈，有的压根就没条件治，一辈子倍受烂脚痛苦煎熬。
一位65岁的女性，用她人生20多年的精力，甚至放弃了生育，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耄耋老人奔波，讨要公道，抚平伤口，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胸怀。
在和王选接触的3天时间中，她常摸着左胸，说上次在上海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次出来一劳累就觉得左胸闷痛。我建议，这次回去一定要上医院好好检查 一下。她口头是答应了，但不知道回上海后能否抽出时间去医院，因为与她相处的日子，我满脑子都是她忙碌的身影，即便离开衢州，我也想像不出她悠闲的样子。 我只能在心里叮嘱：大姐，你不能让身子垮下。
晚餐期间，也在不停地工作
送王选入住后，我开车送她去另一酒店吃晚饭。餐桌上，王选不喝酒，只喝点茶和饮料，期间不停地用微信和短信与外面联系，原来，他所带的一批大学 生日军细菌战研究会成员还没到达，她需要逐个告诉他们所住酒店位置和行走路线。王选这次带领浙江工商大学和宁波大学共21名大学生志愿研究人员来衢州，将 走访调查近两年陆续新发现的20多位烂脚病人。
晚上八点多返回入住酒店，大姐立即通知参与调查人员开会，将学生们分成两大组四小组，第二天由她和吴会长分别各带一个大组分赴几个县(区)调查，我开车跟随王选所带组赴常山，约定上午八点出发。我的任务是当向导和做当地方言翻译。
常山有五位烂脚病人，分别住在天马街道、同弓、球川、芳村等乡镇，计划用两天时间完成调查。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我提前将车停在酒店门口，本以为王选昨日白天在丽水忙碌，傍晚又赶到衢州，不会早起，不想，打开车门，就听到一阵阵爽亮的嗓 门在酒店一楼大厅回响，老远就能听到她在给学生们部署如何让烂脚病人说出他们的不幸故事，要求学生们要问得细，挖得深，记得牢。
时隔17年，王选再访常山受害者
赴常山调查组八时准点出发。车上，王选不时回忆起1999年初次来常山的印象：那时没有车子接送，来去都坐公交，也是这样柚花盛开的时节，公路 两边有很多胡柚树都开满花，坐在车上能闻到一阵阵花香。去下乡时，有公交车就坐，没公交车就走路，一天走不了几个村庄。多亏县外宣办派了位老同志为我们带 路，翻译当地语言……说起往事，王选显得特别感动、自豪。
我们要找的第一位烂脚病人是天马街道利民二弄余文信，但没有具体的楼幢门牌，电话联系上余文信后，根据他提供的具体地址，我们找到他家。余文信 是今年清明节创伤治疗专家在衢州细菌战纪念馆义诊时参加会诊的，他的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莫明其妙地开始溃烂，近三十年未能治愈，他自己怀疑是细菌战残留 细菌感染。王选带领学生对其生活环境，接触物源，发病症状，创伤病变等情况进行详细询问记录，对其烂脚创面进行查看拍照，回去后还将对这些调查材料进行分 类建档。
我们要去寻找的第二位烂脚老人是同弓乡杜亭畈村的邹木林，今年82岁。这位病人我不陌生，去年11月，我曾送其至衢化医院住院手术，也因此认识 了其儿子小邹，但没去过老邹家里，为提高走访效率，我电话求助小邹，让其为我们带路。小邹爽快答应，并从乡下赶回县城。中午，炎热的太阳已经把大家晒得满 脸流汗，王选带着调查组赶到了同弓杜亭畈自然村。在老邹家，没等我自我介绍，老邹便一眼认出了我。我向他介绍了王选一行，调查立即进入正题。王选先查看了 老人的烂脚创面愈合情况，请老邹祥细介绍了当年开始烂脚前后经过。老邹记忆清淅，思路敏捷，回想起当年日本鬼子进村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鬼子撤退不久，老邹 染上细菌，烂脚部位出现难忍奇痒，用手抓后呈现红斑和小疱，并流出红黄色的臭浓水，皮肤连着肌肉渐渐开始溃烂，70多年来，老邹想过许多办法欲将烂脚治 好，可没有效果。直到去年11月，他儿子从《衢州晚报》“周到工作室”得知王选联合上海王正国创伤医学发展基金会，在腾讯公益频道发起公募行动，资助金 华、衢州、丽水等地区的细菌战烂脚病人大型公益活动，便与衢报集团周芸和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吴建平等联系，在一些热心志愿者的帮助 下，11月2日，老人被接送至衢化医院接受公益治疗。经过植皮手术后1个月的住院治疗，老邹出院回家继续换药护理。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邹伤口没有完全 愈合，有溃烂面出现并伴有浓血水流出，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王选当即告诉老邹，本月6日，有国内知名专家来衢，希望老邹去参加会诊，以便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老邹愉快接受了王选的建议。
时间已过中午12点，老邹家的餐桌上早已摆上菜饭，我们一行还要赶至10公里外的镇食堂就餐，我提醒王选：食堂已打过几次电话催我们过去吃饭。 而王选依然不断询问老人发病的每个细节，耐心听着老人的叙述，鼓励老人：要树立治愈创口的信心，勤换药，严格消毒，精心护理，防止伤口再次感染，狠下决心 将烂脚彻底治愈。老邹不停地点头答应。
王选决定，为刘有泉申请特别经费
在镇食堂简单就餐后，王选一行顶烈日赶往球川镇黄家弄自然村刘有泉家。刘有泉今年87岁，30岁那年开始烂脚，42岁时妻子不幸去世，刘有泉拖 着流着血水的烂脚，既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二子四女艰难度日。在这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里，刘有泉独身45年。刘有泉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早出晚归在外面劳 作，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事几乎都交给14岁的大女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挣工分时，尽管有烂脚病的他不适宜在烂泥田里劳动，但为了能多挣两个工分，他 还是向队长要求让他赶牛犁田，一天在烂泥中连续行走不断磨擦的伤口，到傍晚回家时已血肉模糊，整只脚红肿起来，血水不停地流。刘有泉用些自采的老茶叶片， 泡上开水清洗伤口，用几层能吸水的草纸包上，经一个晚上休息，第二天清早依然赶着大水牛，走向需要耕作的农田。
随着孩子们长大，刘有泉家庭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烂脚创面却不断扩大，烂口也越来越深，有时痛得他一整夜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艰难日子的他从没 想到要去求医。50多年过去，他也没想过有谁能治好他的烂脚。他认定，这烂脚要跟着他进棺材了。特别是上了年纪后，成家的儿女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经济条 件也不宽裕，自己户口和小儿子上在一起，但其多年前就去了外地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有几年过年也没回家。刘有泉只得常年自己照顾自己。一辈子干惯了粗 活、脏活的老人无心照料自己，也过不惯医院的住院生活，更舍不得儿女每天花100多块钱雇人伺候自己，今年1月住进医院一个礼拜，老人就想着要回家，手术 两周后，老人天天叫着要儿子接他出院。
王选仔细看了老刘包扎的伤口，纱布、绷带已多次反复使用，污物严重，创口与纱布粘黏在一起，揭下后有鲜血涌出流在地上，老刘用清洗伤口的小毛巾 擦拭地上的血迹和污物，接着又用小毛巾擦洗伤口，毫无消毒杀菌意识，致使手术后伤口明显感染，并兼有轻度溃烂。老刘的耳朵很背，王选只好贴近老人耳跟大嗓 门与他交流，让他重视保洁护理，注意包扎物的清洗消毒杀菌，要求老人再次去衢化医院住院手术治疗。考虑到老人单身40多年，子女不在身边无人护理的现实情 况，王选决定申请特别经费为老人支付相应的陪护工时费用。仅管如此，老刘依然不愿意再次去住院手术，他舍不得花这笔钱。
离开黄家弄的路上，王选一直念叨：这老人太可怜了。然而，在她的心里，这般可怜的老人何止刘有泉。在龙游、衢江区、柯城、江山，以及金华、丽水、义乌……王选都遇到了与刘有泉这般可怜的老人。
[人文关注]王选的常山三日
临近“五一”假期时，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市受害者协会(筹)会长吴建平告诉我：王选女士4月29日要来衢州。她将利用小长假再次走访、调查细菌战受害者。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说，“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无论此说法是否夸张，但王选女士的气魄和执着，着实让人钦佩。正 是那场持久的对日诉讼，让原本蒙在鼓里的世人和国人了解了二战时期，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真相，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父亲和我家乡周边的许多烂脚病人，一辈子 所受烂脚的痛苦和煎熬。
2010年12月26日，王选（右二）在市区罗汉井的衢州细菌战纪念碑前对两位日本友人披露受害者的情况。资料图片
再忆常山
王选这次带领了浙江工商大学和宁波大学，共21名大学生志愿研究人员来衢州，走访调查近两年陆续新发现的20多位烂脚病人。当天晚上8点多返回 入住酒店后，王选立即通知参与调查人员开会，将学生们分成两大组4小组。第二天由她和吴建平会长分别各带一个大组分赴几个县(区)调查。我开车跟随王选所 带组赴常山，约定上午8点出发。我的任务是当向导和做当地方言翻译。
常山有5位烂脚病人，分住在天马街道、同弓、球川、芳村等乡镇。我们计划用2天时间完成调查。
第二天早上，赴常山调查组8时准点出发。车上，王选不时回忆起1999年初次来常山的印象：“那时没有车子接送，来去都坐公交，也是这样柚花盛 开的时节，公路两边有很多胡柚树都开满花，特别香，坐在车上就能闻到。下乡时，有公交车就坐，没公交车就走路，一天走不了几个村庄。多亏县外宣办派了位老 同志为我们带路，翻译当地语言……”说起往事，王选心情显得特别感动、自豪。
探访烂脚病人
我们要找的第一位烂脚病人是天马街道的余文信。余信文的脚从上世纪70年代末莫明其妙地开始溃烂，近三十年来一直未能治愈，他自己怀疑是细菌战残留细菌感染。
王选一行对其生活环境、接触物源、发病症状、创伤病变等情况进行详细询问记录，对其烂脚创面进行查看拍照，回去后还将对这些调查材料进行分类建 档。因王选特别委托我购买常山地图，所以离开余信文家，我便直奔新华书店为调查组购买常山地图。没想到，不仅新华书店没有常山地图，再跑几个文具店依然没 能买到。原来，乡镇村拆并前的老图已售完，新图还未出版。我只好如实向王选说明，并从家里为其找到一张大的常山老图送给她。她如获至宝，一天都带在身边。
我们要去寻找的第二位烂脚老人是同弓乡杜亭畈村的邹木林，今年82岁。顶着中午开始上升的气温，王选带着调查组赶到了同弓杜亭畈自然村。王选先 查看了老人的烂脚创面愈合情况，请老邹祥细介绍了当年开始烂脚前后经过，以及之后的救助情况。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老邹伤口没有完全愈合，有溃烂面出现并伴 有浓血水流出，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王选当即告诉老邹，本月6日有国内知名专家来衢，希望老邹去参加会诊，以便得到更有效的治疗。老邹愉快接受了王选的建 议。
时间已过中午12点，我们一行还要赶至10公里外的镇食堂就餐。我提醒王选：食堂已打过几次电话催我们过去吃饭。而王选依然不断地询问老人发病 的每个细节，耐心听着老人的叙述，鼓励老人要树立治愈创口的信心，勤换药，严格消毒，精心护理，防止伤口再次感染，狠下决心将烂脚彻底治愈。老邹不停地点 头答应。
在镇食堂简单就餐后，我们一行又赶往球川镇黄家弄自然村刘有泉家。刘有泉今年87岁，30岁那年开始烂脚，42岁时妻子留下大的14岁、小的1 岁的6个子女不幸去世。刘有泉拖着流着血水的烂脚，既当爹又当娘拉扯着二男四女艰难度日。在这个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里，已没有哪位女人敢踏进家门，刘有 泉也独身生活45年。随着孩子们长大，刘有泉的家庭负担虽然有所减轻，但烂脚创面却不断扩大，烂口也越来越深，有时痛得他一整夜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艰难 日子的他从没想到要去求医。50多年过去，他也没想过有谁能治好他的烂脚……
王选查看了老刘包扎的伤口，发现纱布、绷带已多次反复使用，污物严重，创口与纱布粘黏在一起，揭下后有鲜血涌出流在地上。老刘用清洗伤口的小毛 巾擦拭地上的血迹和污物，接着又用小毛巾擦洗伤口。如此毫无消毒杀菌概念，致使手术后伤口明显感染，并兼有轻度溃烂。老刘的耳朵特背，王选只好贴近老人耳 根，提高嗓门与他交流，让他重视保洁护理，注意包扎物的清洗消毒杀菌，要求老人再次去衢化医院住院手术治疗。根据老人单身40多年、子女不在身边无人护理 的现实情况，王选决定特别申请经费为老人支付相应的陪护工时费用。尽管如此，老刘依然不愿意再次去住院手术，他既舍不得化这笔钱，又对依附他人的生活感到 不适。毕竟45年单身，独立拉扯6个孩子的生活，使他养成蔑视困难、独立支撑家庭、善于克服困难的习性。要改变这种习性，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和温度。
坚强意志和感人情怀
离开黄家弄的路上，王选一直念叨：“这老人太可怜了！”然而，在她的心里，这般可怜的老人何止刘有泉？在龙游、衢区、柯城、江山，以及金华、丽水、义乌……王选都遇到了像刘有泉这般可怜的老人。
王选，1952生，现住上海，祖籍浙江义乌崇山村。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1987年赴日留学，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 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底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并获多家国内媒体、读者评选的“年度人物”。这样一位65岁的女性，用她人生20多年青壮时期的全部精力，甚至放弃了生育，为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耄 耋老人奔波，讨要公道，抚平伤口，需要何等的坚强意志和伟大胸怀。 在和王选接触的3天中，她常摸着左胸，说上次在上海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次出来一劳累就 觉得左胸闷痛。我建议她回去后，一定要上医院好好检查。她口头是答应了，但不知道回上海后是否能抽出时间去医院。因为与她相处的日子，我眼前看见的都是她 忙碌的身影，即便离开衢州，我也想像不出她休闲的样子。我只能在心里叮嘱：大姐，你不能让身子垮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