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旅日华工商个案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处州两地旅日华工商为例
章志诚（温州市世界温州人研究中心）
[关键词] 日本关东；大地震；温处两地；华工商贩；惨遭杀害；个案研究
[摘 要] 本文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和“一战”后中国浙江温州、处州（今丽水）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做工、行商，人数众多，高达3500－5000余人，为温州、处州历史上第一次出国谋生热潮。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8.2级大地震，连续震动8天。在震灾期间，温处旅日华工商700余人惨遭日本暴徒杀害，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会委员长王希天也惨遭日本军警残酷杀害。文章深刻揭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熏陶的“自警团”惨杀旅日华工商犯下的滔天罪行，指出中国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多次进行交涉，要求日本政府严惩恶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道歉，但交涉结果，北洋政府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中国综合国力搞上去，中国强大，国际地位提高了，才能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2015年9月，是日本关东大地震92周年，也是中国浙江省温、处两地旅日华工及吉林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在关东大地震中惨遭日本暴徒、军警杀害92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悲痛的日子，笔者对日本暴徒、军警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杀华工商、留日学生领袖王希天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
本文，试就浙江温处农民、手业者东渡日本做工、行商掀起的原因，旅日华工与日本当局的矛盾、“共济会”的建立及其活动，关东大地震的发生，中国人民和各界人士开展赈灾活动，旅日华工商、吉林留日学生王领袖希天在震灾中惨遭日本暴徒、警察杀害等问题，略陈管见。
一
温处两地出国谋生、行商，历史悠久。早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就有温州人周伫随商舶赴高丽（今朝鲜、韩国）经商[1]。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或稍前温州建立市舶务[2]。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或三十年（1293），建立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事项。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温处两地人民走向世界谋生、经商、创业，发展华侨华人经济和其他经济事业，为数较少。而大批温州人出国谋生则是近现代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和“一战”后至20年代初，温州、处州两地结合部（今瑞安、瓯海[原属永嘉县]、青田三县[市、区]）山区农民、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做工、贩卖青田石货、温州纸伞等物品，并形成了温处历史上第一次出国热潮。究其原因，主要是：
（一）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贫困化与机遇，是导致出国谋生的主因。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结合部，山山相连，隔溪相望，鸡犬之声相闻。部分山区海拨在300－800米左右，可耕地极少，山农以种番薯、玉米、高粱为主，以种黄麻、苎麻、靛青（土染料）、甘蔗等经济作物为辅，因交通不便，许多经济作物积压在山区，难以运至城镇出售。青田位于瓯江上游，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该县平原面积仅占全县总面积的5%；而山地面积则占全县总面积的90%。据清光绪《青田县志》载：“山田十日不雨，则灌溉绝，滨溪厥土涂泥，九邑之水，建筑而巨浸，岁见邑农甚苦。”[3]如该县方山、油竹等乡、村，地处山区，人多地少，难以为生。“民生其间者，梯山为田，窖薯（番薯）为粮，终岁勤劳而不得一饱。”[4]在这些山区里流传着“山头人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竹蔑当灯草，番薯干吃到老”的谚语。其实，每逢严重水灾、旱灾、虫灾，农业歉收，山农连番薯干都吃不到，只得以秕糠、草根、麻叶等充饥。山农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清光绪二年（1876）9月，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浙南广大农村。1919年，洋货进口达268883吨，为温州开埠后第二年（1877）船舶吨数19030吨的14.1倍，每年平均递增6.7%[5]。
当时，进口的洋货主要有棉布、棉纱、毛织品、金属制品、煤油、糖类、染料、卷烟、西药、海产品、火柴、玻璃、布伞、肥皂、藤条等。这些洋货大量倾销浙南大地，一方面，促进了温州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商业资本家对货币财富的积累，并不断地将它转化为产业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兴办企业，雇佣工人，使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大量输入浙南广大农村，严重地破坏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一大批依靠家庭手工业为生的人破产后，被迫离开了土地，流入城市，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而一部分无地、无业的农民、手工业者为图谋生计而出国谋生。
据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调查[6]，青田县方山、油竹等乡、村，地处山区，人多地少，难以为生，山农得悉赴日本谋生有路，便东借西凑“盘缠”（川资），背井离乡东渡日本。瓯海区五凤垟乡坑源村旅日华工黄子莲的女儿黄宝媛说：“我父亲赴日本前家中租种几亩山田，每年除交租外，仅余几百斤口粮，全家不得温饱。”瑞安县的枫岭、桂峰等乡以及今文成县（原属瑞安县管辖）的李林乡，都是贫困山区。他们不愿死困在这个穷山沟里，过着不得温饱的苦难日子，遂外出谋生。瓯海区（原属永嘉县）西岸乡垟坑村，150户、500人，赴日本谋生的就有106人，占全村总人数的21%；该区北林垟乡庙后村300户，赴日本谋生的就有150余人；青田县仁庄乡山根村30户、100人，赴日本谋生的有13人。瑞安、瓯海、青田等地山农，二三兄弟或一座屋四五人一起赴日本谋生的为数不少。如瓯海区泽雅镇上村农民林庆福三兄弟，先后赴日本做工；该村农民林景崇兄弟四人，有三人赴日本谋生，仅有一人留守家园。
（二）日本经济的大发展，为温处两地农民、手工业者东渡日本谋生提供了机遇。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初，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提出了所谓“大陆政策”，即作为岛国的日本向朝鲜和中国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妄图称霸亚洲；并梦想征服世界。日本从90年代起，加紧战争准备步伐，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拥有陆军30多万人，其中常备军7万多人，并建立了一个拥有31艘（亦说28艘）军舰、37艘水雷艇（一说24艘）的海军 [7]。1894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因是年是甲午年，故又称此次战争为甲午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历时八个多月，由于中国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实行“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及中国整个现代化水平低下等原因，最后以失败而告终。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两亿两白银[8]。这笔巨额赔款相当于日本政府当时四年以上的财政收入，从而大大刺激了日本向外扩张的贪欲。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大赔款，增加资本积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使日本乘隙迅速发展了资本主义工业，“日本的工业生产力比‘一战’前增长四倍以上，工厂数、工人人数和工业产量，都比战前翻了一番多。尤其是钢铁、造船、机器制造、电力和化工等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非常突出。”[9]“一战期间，日本雇用工人一千人以上的工厂数，从八十五个增为一百六十个。”[10]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工厂企业普遍缺乏劳动力，这对于温处两地山农来说，正是他们前往谋生的极好机遇。于是，温处两地一些山农、手工业者携带雨伞、青田石货先期东渡，颇有获利，消息传开，东渡日本谋生、行商者的人日益增多。当他们所携带的雨伞、青田石货售完之后，遂弃商为工，受雇于工厂，充当工人。由于他们勤劳著称，颇受日本雇主的欢迎。
（三）温处两地与日本相距较近，海程较短，旅费节省。温州、青田山农、手工业者赴日本做工或行商，一般先乘轮船到上海，住进十六浦码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