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瀛惨案中国与日本的交涉

刘建国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温州市历史学会会长)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7.9级关东大地震,14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伤,财产损失巨大。其中,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华商受灾人数达4000余人。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华商肆虐屠杀,700多名华工华商被害,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中华民国侨日共济会(简称“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吉林籍)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去了解和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同时,大约有6000多名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斩首示众。这些遇难者成为关东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史称“东瀛惨案”。

惨案发生后,日本外务省编造谎言,竭力掩盖事实真相。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华商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日本当局派船把幸存的旅日华工华商以及惨案中的负伤者火速送回中国。

经过交涉,从9月15日开始,到10月20日,日本政府派轮船分期分批把中国旅日灾侨送到上海,再通过各地驻沪同乡会转送到各地。其中,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华商由温州旅沪同乡会派员随轮船护送到温州,再由瓯海道转送到温州、青田各地。

随着东瀛惨案真相逐步被揭露,全国各地掀起了抗议日本惨杀华工华商的怒潮。10月21日,上海市民致电北京外交部:“据回国灾侨王君(指王兆澄)等报告,日人惨杀华工,数达百计,而于生者又加拘囚,人义道德沦亡殆尽。”要求“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仅布区区,急盼交涉。”(《日人惨杀华侨之抗议》,《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2日。)

10月23日,国民对日外交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甲)严缉凶犯;(乙)惩罚保护不力之官吏;(丙)请求对于被害者之家属以损害赔偿;(丁)保护将来永不发生此事。”(《对日外交会紧急会议》,《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4日。)

同日,温州、青田两地旅日灾侨陈协丰、林志范、林克斋、毛定楚等1698人联名发表《温处灾侨驳日外务省文》,揭露“日人”乘震灾之机,惨杀华工华商及留日学生领袖、“共济会”委员长王希天的滔天罪行,严厉驳斥日本外务省编造的谎言。

中国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380人联名致北京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电,强烈要求对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一)惩凶;(二)赔偿抚恤;(三)道歉;(四)保证将来永不再发生此等事变。”并要求对渎职辱国、罪状昭彰的驻日代使张元节革职查办,“俾快人心而儆来兹。”(《罹灾留日学生致顾维钧电》,《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3日。)

10月26日,华工被害后援会举行会议,建议被害家属或亲友将被害人姓名、年龄、籍贯及被害情况,填写报告该会,以备交涉根据(《交涉日灾中惨案之进行》,《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7日。) 。

同日,温州旅沪同乡会致函全国公团和本埠各公团,要求维护人道,调查温处两属华工华商被杀害的家属及其详细情形,呈报北京外交部转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瓯海道尹分饬各县知事暨温处各公团,详查死者家属以为交涉之根据。(《交涉日灾中惨案之进行》,《民国日报》1923年10月27日。)

面对中国民众的呼声,1923年11月16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致电伊集院彦吉外相,提议“我国政府有必要支付吊唁金并表达正式的遗憾。”

在全国各界人士和温处两地人民的强烈抗议怒潮的压力下,北京外交部才电饬驻日本新代使施履本就近调查,向日本外务省抗议“日人”在震灾中的严重暴行;与此同时,照会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交涉。在交涉中,日本政府只说当时把中国人“误为韩人(即朝鲜人),有少数误杀。”(《日本虐杀华侨交涉》,《东方杂志》第20卷第24号,第7页。)

为此,北京外交部决定派官员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人赴日本调查。他们在1923年12月7日到达日本,12月31日返回奉天(今沈阳市),而早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就已把屠杀华工华商的罪证毁灭殆尽。这样,王正廷等人无从入手,遂委托日本官方代为调查,而日本官方不向王正廷等人提供真实材料,王正廷等人又改托日本民间律师继续代为调查,自己则率随员返回北京。

12月8日,北京外交部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一)日本政府迅速调查事件真相,依法严重处罚犯人;(二)按次发表调查之结果及处罚;(三)对于被害华侨之家属,给以相当之救恤金或安慰费。(《日本虐杀华侨交涉》,《东方杂志》第20卷第24号,第7页。)

当时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抚恤金为20万日元,其中:王希天1万元,财产损失8000日元;被害人数560人,每人300日元。北洋政府不同意这个数字,要求日本政府抚恤被害家属30万日元。日本政府却说是:“分外要求,延迟不复”。被害家属听到这个消息,无比愤慨,便联合具呈当局,“谓南京事件,杀日人2人,赔75万;庙街事件,杀日人3人,赔100万,每人应得赔偿金30万余。中日人身价格相差数百倍之巨,殊可痛心,应请严重交涉。”

1923年12月28日,伊集院彦吉外相致电芳泽谦吉驻华公使:“关于慰恤金问题,我方难以表态。”当时外务省与芳泽谦吉驻华公使对惨案的处理意见不一:芳泽谦吉驻华公使认为:“中方关于处罚加害者、救恤被害者遗族、未来安全保障的要求是妥当的”,“我方应见机行事,解决问题”;而清浦奎吾内阁却试图回避“加害者处罚”与“对中国人的未来安全保障”,仅靠支付20万日元抚恤金来含糊应对。
    
与日本政府的消极态度相反,1923年10月23日从杭州开始,国内在吉林、哈尔滨、北京、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纷纷举行遇难同胞和王希天追悼会,悼念遇难同胞。1924年3月4日,3万多人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遇难同胞和王希天追悼会。(《民国日报》1924年3月5日)在悼念遇难同胞的同时,大家还强烈要求北洋政府对日本政府进行进一步交涉,为遇难同胞及其遗属争取合法权益。
    
经北洋政府多次交涉,直至1924年5月,日本六相(首相清浦奎吾、外相松井庆四郎、内相水野鍊太郎、司法相铃木喜三郎、陆相宇垣一成、大藏相胜田主计)会议,才正式决定予以赔偿。
    
1924年5月27日,由时任清浦内阁外务大臣松井庆四郎发给驻中国公使芳泽谦吉的第347号电报,明确记录了1923年9月关东大地震引发屠杀中国人、朝鲜人的东瀛惨案后,日本内阁裁决:因为无法满足中国提出的检举及处罚负责人的要求,决定用支付赔偿费20万日元的方式来平息愤怒(即“五大臣决议”)。这份机密电文后面附有560名死亡、失踪、受伤者名单,其中90%来自中国温州、青田地区。
    
但1924年6月7日,作出赔偿决议的清浦内阁迅速垮台。后来的日本政府见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加上当时中国国内正掀起大规模反日运动,两国外交关系十分紧张等原因,最终对大屠杀的调查与处理就不了了之。
    
从1924年6月至1926年1月,加藤高明任首相,币原喜重郎任外相时,日本政府中断了与中国的赔偿交涉。此后67年间,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均无重提对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要求其对东瀛惨案赔偿、道歉等问题。
    
重启调查东瀛惨案问题始于1990年7月。当年7月上旬与12月下旬,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仁木富美子先后两次到瑞安、瓯海、青田三县(市、区)交界的山区访问当年旅日归侨,调查东瀛惨案真相,了解他们在日本的谋生和遭遇境况。她回国后,再查阅了保存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资料室里的原始资料,弄清了日本当局策划掩盖历史真相的始末,先后撰写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中国人》和《震灾下的中国人虐杀》,使东瀛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仁木富美子在为《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所作的《序言》中说:“1991年,我和日本教育界、史学界、文化界人士一番濑康子、今井清一、大田尧、小岛晋治、斋藤秋男、关屋绫子、武田清子、田中寿美子、田田佐和子、日高六郎、松井耶依、安江良介、山下正子、山住正已等,发起成立'关东大地震时遇难华工悼念会',并向大家发出募捐的号召。”这一“由学者、知识界人士发起的活动,既不靠政府的权威,也不借助企业财团的力量,完全是了解事件真相的人的自觉行动。” (《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惨杀华工案》,《浙江文史资料》(第五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仁木富美子等将捐款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1944年被侵华日军破坏了的王希天纪念碑(1926年在温州华盖山上建成),在华盖山重新树起,并增添纪念遇难华工的内容;二是成立温州山区教育基金会,以帮助遇难者后裔上学读书。
    
2012年5月,仁木富美子逝世后,其未竟之事由另一批中国旅日华侨、侨领和日本友好人士担当起来。他们继续为浙籍旅日华工商被害者后裔、遗属,出线、出力,组织温州、青田旅日华工华商被害者遗属代表团赴日本参加悼念活动,向日本政府提交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赔偿、道歉,讨回历史公道。他们还于2013年5月2日发起成立“关东大地震受害华工追悼实行委员会”,以田中宏先生为会长。
    
自2013年9月上旬至2017年8月下旬,近四年间,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会长林伯耀,旅日华侨、日语翻译朱弘,918爱国网总编吴祖康一家和田中宏、清井礼司、川见一仁、木野村间一郎、町田忠昭等日本友人与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旅日华工华商遗属一起于每年5月去温州市鹿城区华盖山祭拜“吉林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和温处蒙难华工纪念碑”;而1923年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遇难者遗属访日祭祖代表团于每年9月上旬到日本东京关东大地震时中国华工集体遇难的江东区八丁目、七丁目等遗址进行拜祭活动,并于2014年9月8日,向日本政府首相安倍晋三递交《请愿书》,提出如下要求:
    
1、必须负起作为国家的责任,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向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屠杀的中国遇难者以及他们的遗属们谢罪。
    
2、根据1924年贵政府内阁决定的赔偿方针按照现行国际惯例,物价水平和遇难者人数进行修正后实施赔偿。
    
3、为了以史为鉴,向下一代传达这个历史事实,在遇害当地建立纪念碑以及建设中国人和朝鲜人被屠杀历史的纪念馆。
    
4、写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让日本年青一代知道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
   
2015年9月7日,1923年关东大地震被屠杀中国遇难者遗属访日祭祖代表团又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敦促书》,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遇难者遗属的合理诉求,尽早给予满意的回复。
   
尽管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正视历史,仍极力回避东瀛惨案受害华工华商遗属的正当要求,但温州市东瀛惨案受害华工华商遗属的维权活动得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温州市外侨办、温州市侨联等政府部门和中国918爱国网等媒体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一些中国旅日华侨和日本友好人士的鼎力相助与无私奉献。

同时,温州市东瀛惨案受害华工华商遗属的维权活动也得到了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与温州市历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为了做好东瀛惨案受害华工华商遗属的维权工作,并积极推动东瀛惨案史的研究与交流,我们专门成立了温州市历史学会东瀛惨案史研究中心,并于2017年5月21日在温州大学隆重举行了温州市历史学会东瀛惨案史研究中心授牌仪式。

温州市历史学会东瀛惨案史研究中心希望与大家共同努力,进一步挖掘史料,深入揭露东瀛惨案的真相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进而推动日本政府的反省、道歉与赔偿;同时,积极为东瀛惨案受害华工华商伸张正义,努力为其遗属维权。我们也希望通过两国人民之间的不断交往联系,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了解,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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