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蒋介石令“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迁到西安,改名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仍以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蒋介石)职务。钱大钧坚辞参谋长,久不到差。张学良向蒋介石保举晏道刚、林蔚、贺国光三人,请择一任参谋长。张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希望与蒋联系密切,便于合作共事,而不是与这三人有什么特别感情与联系。当我应允到西北,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薄弱,恐怕做不好。”蒋嘱以“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云云。

    及到西安3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兹抄录1936年7月20日张学良给我的亲笔函一件:甸樵吾兄: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来往,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7月20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同时蒋的特务组织(西北总部办公厅第二科即是特务组织)对杨虎城的报告也很多,说杨虎城部的职员内有共产党员潜伏,力谋反蒋,杨虎城的夫人也是共产党员云云。

    特务们的这些诡秘行动迫使人人自危。至于军队方面,此时更是一筹莫展。

    “西北总部”所指挥的兵力是陕、甘、宁、青四省的部队,计共兵力:张学良部约20万人,杨虎城部约4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1万余人,还有其他零星部队约1万人,总计共约28万余人。另有胡宗南部驻甘肃约3余万人,归蒋介石直接指挥,“总部”不能调用。

    “总部”所指挥的28万余人的兵力中,张学良部和杨虎城部不但不愿对红军作战,而且也不能与红军作战。宁、青两省的部队也不愿与红军作战,更不能对红军作战。

    自从我于1936年3月到西北,直至同年11月间,前线军队彼此各守原防,好象国共双方互不侵犯似的,甚至前线官兵彼此还有联系。张学良既对我隐讳,我亦不能向张明说。

    张之联共抗日主张是到西安事变的当时才明白提出的。他开始向蒋请求的,还只是希望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而未提出联共主张。我虽了解一般情况,然彼此相处日浅,有不便说明之苦;只能就职务上消弭蒋、张之间的冲突,适当地调和张之行动,使之感情不致破裂而已。我在此期间屡次向蒋婉说东北军官兵的痛苦及其一致要求抗日的心理;说他们对张学良已心怀抱怨,张指挥部下“剿共”确有困难;希望蒋能谅其处境,考虑张之意见,不要严厉督责,过于刺激;并与当时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相约,对蒋作同样之请求。但蒋那种骄躁顽固的态度,迄无转变,反而声色俱厉,口不择言地痛骂张学良,致使张不能容忍。蒋并且对我面责不该替张讲话。

    当时局势的演变和蒋介石的一些措施,真是不可思议。

   

    1936年8月,蒋介石接到阎锡山的报告说:共产党军大部分已过黄河到山西地区,陕北的红军只有少数,希望陕北军队乘机进攻,可以消灭红军。蒋即据以电张:速令陕北和陇东的军队向陕北红军进攻。但西北总部所得情报,则是红军只有一部分过河,主力仍在陕北。便据以向蒋复电。但蒋仍相信阎锡山的报告,疑惑张汉卿是畏缩不前。张乃与我商议,要我到南京去面向蒋报告。

    我遄往南京,径去见蒋,踏进蒋的客厅,适蒋廷黻在座。

    蒋介石到客厅后,我即提出陕北军情报告,蒋阻止说:“今天是请蒋廷黻先生讲白皮书的意义,你且缓讲。”候蒋廷黻讲完,蒋接着与胡宗南谈话很久,随即送客。我只得站在客厅门前和他面谈,当然不能毕其所欲言。蒋乃坚持阎锡山的报告,主张从速向陕北进攻。我再次见蒋,均不能消除他的成见,即不得要领而回陕。

    1936年10月蒋介石电令“西北总部”,限期向陕北红军进攻。他并直接电令胡宗南出一个军约3万人编成一个纵队,由陇东向东北方向推进,包围红军的右翼;东北军王以哲部编成一个纵队,在胡宗南部军队右翼,与之齐头并进;其他部队则在原阵地一齐向北推进。“西北总部”只好据以传令前线各部。

    这时张学良抑郁不安。前线各部则按兵不动。王以哲部无线电叫呼不应,命令无法下达。惟胡宗南军按蒋的命令向东北方向开进。他既不向“西北总部”报告,又不与邻军联系,孤军深入,约在11月中旬,这一纵队前卫两个团进至陕北山城堡地方,被红军消灭。蒋闻讯大为震怒,严电斥张,追究责任,限期电复,意在惩办王以哲。张学良上下为难,惶恐不安,数日不至“总部”。我即往商,张言:“我遭受国难家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百姓,对不起部下,处此环境,有何面目?”我竭力安慰,劝张向蒋当面解释,电报恐不能说明详情,解决问题。张云:只得如此。

    10月29日,蒋以避寿为名到达洛阳。张即飞往洛阳,蒋见张后大为震怒,使张不能尽其所言,更无法进行解释。原来蒋对胡宗南的军队爱惜备至,今见胡军损失两个团,乃归咎于王以哲不听命令,对王以哲痛恨至极,并怪张学良无能。

    张学良一提抗日,即遭痛骂。

    张学良在洛阳军校住了一星期。有一日,蒋在军校纪念周会上讲话,张站在台下军官中听讲。蒋在台上大骂主张抗日的人,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张站在前面,在场的人都向张偷望,张神气自若。张右边站的是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他恐怕张学良不好受,会后即邀张到洛阳街上去买古董。到会的人说:“蒋这一番话,实在使张过于难受。”我在西安听说这种情形,向蒋去一电报??即所谓“有亥”电,电文大意如下:东北军自去冬陕北直罗镇役之后,一○九、一一○师遭受重大损失,中央不予补充,还要取消一一○师的番号,因而对中央颇有怨望。他们对剿共心怀畏怯,认为剿共不是他们的前途。东北地方被日寇侵占后,一些军官家属逃到关内,流离失所,生活极感困苦。对日寇敌忾同仇,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心理。前线官兵已有许多与共产党联系。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

    这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告我:蒋介石接到电报,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然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11月29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12月2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12月4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我在蒋未到之前对邵力子先生讲:“希望我们一致要求蒋委员长对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之难受。”邵亦同意。

    4日下午4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3人在月台上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等3人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杨、邵和我等上车与蒋略谈几句便下车,我即到钱的车厢去约张同行。我问钱:“委员长到西安邀集一些将领来,他是一个什么作法?”

    钱答:“大概是对各将领打打气,并做‘进剿’布置吧!”

    此一行人同到华清池后,我个人到蒋介石的住室,对蒋婉言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困苦情形,前线官兵不愿“剿共”的思想。张学良处境困难,内心痛苦,请勿对张督责过严,使他不能忍受。并又一次建议,最好将东北军调赴察绥一带,他们对抗日是有决心的云云。我这一番话并不能动蒋之听,蒋厉声答复我:“依你的说法,然则‘共匪’不剿了吗?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再调哪个军队来接防呢?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剿匪’,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你为何不说服张汉卿,反帮他说话呢?”我说:“这不是帮他说话,而是报告真实情况,以求适当的措置。”蒋仍然顽固地要“剿共”,对于我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

   

    蒋到临潼后,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所问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儿女几人?你现在看些什么书?有什么心得?家中生活怎样?……”并说些鼓励“剿共”之类的话。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却毫不感兴趣。

    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张、杨已先商定,所召集的人中,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要求到时发言的人不准对“委员长”有何不敬的地方。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

    蒋在他的训话中说:“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人离我们很远,我们打仗要先近后远;如果远近不分,或者是先远后近,那便是先后倒置,一定失败,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一条是调往闽、皖地方,听中央调遣,你们不要自误。”

    蒋的训话,言下之意就是:你们再要联共抗日,不听命令,“中央”便要处置你们了。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而张、杨二人于无可奈何中仍一而再地向蒋进行哭谏,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大声呵道:“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毫不理会,拔脚便走。

    12月9日,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要求抗日。学生们先到“西北总部”。门卫告知我,我即以电话商之张副司令,张答:“你不必管,我来对他们说。”游行队伍乃由“总部”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张学良单人匹马赶到十里铺,挡住队伍,向学生们说:“你们不要去找委员长,我是副司令,可以代表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你们有什么都可向我说,我决替你们转达。”学生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张这样的做法,总算是对得起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却偏不是这么想,他疑心这是张、杨二人为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张学良向蒋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他反而责骂张学良说:“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领袖是你们的父母,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他这一番话,使张学良哭笑不得。最后,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恳切要求,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结果又遭到蒋的一顿痛骂,并怀疑黎等接近共产党。

    到12月11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诤谏”可说是技穷力竭了。而蒋这时已召集了“中央”各高级将领积极布置大举“剿共”的一切措施。调兵遣将,急如星火。

    张见这情形已万无扭转之可能,内心至为痛苦,乃于11日决心用“兵谏”的方法,孤注一掷,于是急做“兵谏”的部署。

   

    12日早晨2时许,西安城内忽有枪声,时疏时密。我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坊,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称不知。约半小时江来电话告诉我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正在抢银行。”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我即以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答云,张不在家。我怀疑杨部兵变,张或避开了。电话问临潼,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我随以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张对我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再问,则电话挂了。张这番话乃是故布疑阵,好像是杨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所俘获,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细思虑,张即不自由,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大难将作。

    我宅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这排卫兵尚不知情,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我的参谋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我暂避他处,以免危险。但我亟欲面见张学良,以谋善后之解决。至7时许,张派一副官,并带一卫兵乘汽车至我门前,传达张学良意旨,接我到他的公馆。

    及至张公馆,见到缪澄流师长,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

    缪对我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我答道:“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但我觉得这样作法还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国家大乱,自相残杀,对消抗战力量,岂不是让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吗?”缪说:“依你怎么办?”我答道:“我见了张副司令再说。”缪澄流即派车送我至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就是招待这次“中央”来的大员们的旅馆,事变时即作为他们的集中点。我进门时,见他们这些大员坐在餐厅长桌周围,独不见陈诚。约半小时,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陈诚浑身粘满尘土,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沉闷不言。原来他听到枪响时,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7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

    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当12日早上4时许,杨虎城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挨房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邵元冲住在楼下窗户边房内。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他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弹中下部,送入医院后即毙命。搜至陈继承房间,兵士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云:“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便举枪欲击。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兵士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宗派成见很深,地方部队对之多怀怨恨。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则陈诚之命运殊难逆料。

    12日上午9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召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剧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艰,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齐心抗战?乃前方之守土战士浴血杀敌,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陈辞,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剩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八项主张略)……。以上八项为吾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贯彻救亡主张,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15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祝一切都很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16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我对张说:“你是不是要请蒋先生派人到南京去通一个消息哪?”张答道:“回头商量再说吧。”随后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 (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

    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

   

    自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南京来西安的诸人住所即行撤除警卫的监视,大部分人员于27日乘飞机返回南京。我于是晚回到西安通济南坊原住所。总部高级人员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旧友多来访问,了解一些情况。我于28日上午乘第二批飞机到南京。到京后听到许多消息,如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将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辞职,并自请处分。我以为这事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不过是一个形式罢了。又说:张学良将向蒋介石谢罪,并自请处分。中央将开军事法庭审判,并预先判张学良以10年徒刑,由蒋介石请求赦免等语。我以为这事可不简单。蒋介石素来憎恨心重,他在西安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恨不得将张、杨一棍打死,怎么会轻易放松呢?张学良既到了南京,死罪虽免,恐怕活罪难逃。

    12月29日我到宋公馆去访问张学良,张对这次由西安回南京的人表示歉意,嘱我转达。我说:“事已过去,不必再谈。”我问候他的起居,他像是义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我恐怕说话不便,即兴辞而出。

    12月30日,我住在南京中央饭店,军事委员会一副官会我,出示军委会办公厅一抄录委员长手条,内开:“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我问这副官:“你将这手条给我是什么意思呀?”他答道:“这是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我说:“我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曾亲自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我答道:“好!我就同你一道去。”我从此又受了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

    当时南京有些人不同意蒋介石这一决定,有人曾打电话给军法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军法处指定我住在邓演达先生蒙难前曾住过的那间房屋内,看书写字尚觉安静。

    我在军法处住了两个多月,因病迁住南京广东医院,军法处派有两名职员随身监视。我屡次催他们定案,迄未得审判。直到两个多月后,日寇侵占上海,南京告警,蒋介石才有手条恢复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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