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六年
  
 民国廿六年七月,驻新安县城内的日伪军三次扒开任丘七里庄千里堤,使文安、任丘、大城、青县、静海等七个县七千六百平方公里的良田两年绝收、减产,一百七十五万农民过着离乡背乡、饥寒交迫的生活,并给天津市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失。此外,日伪军还惨杀了三名阻挡决口的农民,打伤致残五十余人。
 
 民国廿六年八月廿三日,日本军制造“万全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三百余名。强奸妇女多人,有一个妇女竟被三十多个鬼子轮奸,真是灭绝人性之举。
 
 日本军在万全县将抓来的群众赶到光文永布居巷内审讯,把三十七人捆绑起来押到东城墙中间的东瓮圈大坑边,用刺刀刺后机枪扫射,有三十六名百姓被杀。
 
 民国廿六年八月廿四日,日本军结宣化城进行了连续一个月的空袭,给当地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空前的浩劫。日军第一次空袭宣化时,即有一人被炸死。接着南关观音后街的一个年青母亲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儿童被炸死。最为严重的是一次日机轰炸东马道南城墙时,一个防空洞被炸塌,在其中避难的无辜群众廿多人尽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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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六年八月廿五日,日本军攻陷张家口。日本军为了镇压张家口人民的反抗斗争,利用当时所谓的“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案件,一次就逮捕了教育界人士和爱国学生数百人,关押在监狱中严刑审讯,残酪毒打,折磨致死者达一百多人。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在长期的迫害中丧生。到民国卅四年张家口光复时,得以生还者,仅仅只剩下二十余人了。
 
 
 民国廿六年八月廿八日,日本军押着被抓起来的万全县的七十三名群众出了城,集体屠杀于狼山沟。
 
 民国廿六年九月五日,日本军在固安境内制造“辛仓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六十七人,全村大小牲畜全部被抢走吃光,其它财产抢劫一空。
 
 民国廿六年九月七日,五队日军穷凶极恶地窜至张家口地区南壕堑一带,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群众进行了大搜捕和大屠杀。日军进镇后,逢院必进,逢人必杀,在一个院落内,日军就残杀我无辜居民十三人,曹风夫妻二人遭日军杀害后,他们两岁的孩子,被两个日本军各揪起一条小腿,将其五叉分尸。在西头郝家,日军抓走十余人,全部赶至西河滩,用机枪射杀。这场大屠杀前后经历了五小时,凡是未及逃避的村镇民,大都遭到日军杀害。据当时维持会的事后统计,这次惨案中,日军共残杀我无辜同胞三百三十多人。
 
 民国廿六年九月九日,日军攻占青县小王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仅仅几个小时,这个当时只有三十七户一百八十口人的小村,被日军杀死三十人,其中刘树奎等八人是被日军从地洞中搜出来,用一根铁丝逐个从肋帮子穿进去,拉到村西苇子坑边,逐个用刺刀捅死,然后踢入水中。
 
 民国廿六年九月十日,日机数架,轮番轰炸青县流河,同时还在村外架炮向村内轰击。半天时间,日军残杀百姓一百八十六人,其中妇女十三人,儿童十八人,有六户被日军杀绝。此外,日军还炸毁民房七十余间;其它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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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六年九月十六日,日本军在固安境内制造“西玉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四十八人,烧毁民房三十余间,宰杀牲畜三百余只。
 
 
 民国廿六年九月十七日,日本军在固安境内制造“北流邵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三十三人,大小牲畜被杀光吃掉,其它财产毁于一旦。
 
 日机九架轮番轰炸涞水县城,炸毁部分民房和铺面,炸死炸伤二十二人。
 
 
 日军闯进涿县柳河营,杀害村民七十余人,烧毁民房二百六十余间。
 
 
 民国廿六年九月十七日和次日,日军在泽畔村残杀四十六名村民和二十名伤病员,其中有二户被杀绝,房屋二百多间被日军烧毁。
 
 
 日军先在涿县东阳屯村古庙杀害七名中国士兵。第二天和第三天,日本军又杀害了东阳屯村九十七人,其中外地逃到该村遇难者四十人。
 
 日本军侵入涿县练庄,在村内残杀村民三十一人,在村北杀害六人,总共杀害三十七人,其中有九人是外村人。
 
 
 民国廿六年九月中旬,日本军在固安境内制造了“辛立庄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六十三人。全村幸存下来的只有七人,该村成为寡妇村。
 
 民国廿六年九月廿日,一千余名日军窜入涞水县义安村,对该村进行三个多小时的大屠杀。计烧毁民房六十多间,柴草三万多斤,烧死耕牛一头,屠杀南义安村民七十一人,屠杀北义安、下庄、松林等村民众五十余人,共计一百二十余人,损失财物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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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六年九月廿四日,日军攻占保定后,保定的商户、居民罹难者达三千余人。地处北关附近的东大街商会防空洞内,有许多商民在此避难。日军将避难者逼出地洞,逐外刺杀,当场死亡十六人,重伤数十人。
 
 
 民国廿六年九月廿六日,日军飞机三架轰炸景县城,炸死一百一十余人,炸伤一百九十多人,惨状不忍目睹。
 
 
 民国廿六年十月七日,日军在灵寿县孙楼村残杀二十岁左右的青壮年二十九人。
 
 
 民国廿六年十月十一日,日军五百余人,在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后,把抓获的七八十名百姓,全部杀害于豆腐庄村南的砖窑场内。之后,又将北辛庄、徐家庄、苏家疃、投头庄、西罗庄、大吕村等村的村民全部驱赶到豆腐庄西北角的一个操场上,用刀捅枪射,一批批地杀死。此次惨案,日军共计杀害村民二百余人,其中豆腐庄被杀一百三十多人,被杀绝的有二十多户,无数妇女遭到日军蹂躏,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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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闯进赵县常洋村,疯狂烧杀了四天,计杀害常洋村民六十八人,十一户被杀绝。另外日军还杀害了外村百姓一百余人。日军还把村内的牛、羊、猪、鸡尽皆杀光吃光,并把所有农具、家具烧毁、砸毁,把粮食衣物抢掠一空,离开时,装了十辆车拉回县城。
 
 日本军在河北三县交界处制造了“梅花镇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千五百四十七人,其中四十六户被斩尽杀绝,二十四人造成了终身残废;烧毁房屋六百五十余间,其它财产抢劫一空。
 
 民国廿六年十月廿三日,日军第八师团侵入成安县城,大烧杀七天七夜,在魁星楼、后大坑、西南街、东西大街、东路嘴、天爷庙等地,每处都杀了一二百人。十一月五日,日军对成安又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两次大屠杀中,日军残杀平民五千二百多人,烧毁房屋、抢劫财物难以数计。
 
 
 民国廿六年十月廿四日,日军侵入邢台洛村,杀死村民六十六人,烧毁房屋一百多间。
 
 
 民国廿六年十一月初,日军沿邯广公路向大名进犯,大名境内凡是未及转移的村民尽遭其杀害。日军此次出动,残杀无辜百姓有名可证者计七十三人。
 
 民国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军在井陉县制造了“黑水坪大血案”。从十四日至廿四日的十天中,日军杀害无辜百姓一千人,仅在老虎洞就用瓦斯毒死村民一百五十五人,杀吃大小牲畜二百七十余头,烧毁民房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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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日本军制造了“丘城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八百余人。
 
 日军飞机七架轰炸武安县城及附近村镇,炸死四十九人,其中仅和村就有三十人。县政府和政府礼堂也被日机炸毁。
 
 民国廿六年十二月九日,日本军在正定县制造“王耨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二百二十余人,十七户被斩尽杀绝,重伤五十余人;烧毁房屋二十余间。
 
 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因驻高邑县城火车站六个日本兵闯入东塔影村,搜寻年轻妇女,被村民打死二人,日军对该村实行报复,连续屠杀四五天,共残杀村民四十二人,烧毁房屋五百多间,全村三分之二的人家被洗劫一空。
 
 
 民国廿六年十二月廿九日,日本军在高阳博士庄村屠杀村民一百八十人。
 
 
 民国廿六年吴桥日军在西张篦头庄,无故枪杀农民十五人。
 
 民国廿六年至民国卅四年日本军侵占万全县城八年期间,杀害人民群众共三百多名。
 
                   民国廿七年
 
 民国廿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军对霸县制造了“辛章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八十四人,伤残一百余人,烧毁民房四百五十间,整个村寨成为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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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七年一月廿二日,日本军在平山县制造了“辛庄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零八人,伤十五人,烧毁房屋一百九十三间,其它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民国廿七年二月六日,日本军在霸县制造“善来营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四十七人,烧毁民房二百三十余间。
 
 
 民国廿七年二月十日,日本军侵入任丘县东凉一带,杀村民一百零五人。
 
 民国廿七年二月十一日,日本军在定县制造了“沟里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一十八人,伤一百二十人,八户被斩尽杀绝;烧房一千一百三十余间;损失粮食三十六万余斤、花生八万三千余斤,棉花七千余斤,其它财产都化为灰烬。
 
 
 民国廿七年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在灵寿县制造了“行唐上碑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五十一人,伤十四人,烧毁房屋二百三十四间。
 
 
 民国廿七年二月十五日,驻王京车站日军一百余人突然包围南岗子村,将未及逃出的村民二百余人,集中在三个地方,进行逼问毒打,并用机枪向人们扫射。八十四人惨遭杀害,占全村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妇女四人,儿童二人,少年五人,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七人,其余的全是青壮年,有二十四户人家被杀害二人以上。此外,日军还纵火烧毁了五百多间房屋。
 
 民国廿七年四月十日,日本军在涉县制造“中原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七十三人,重伤二十余人。
 
 
 日本军在安次制造“码头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六十二人,烧房一千六百二十余间,其它财产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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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大名的日军继火烧邱堤、残杀村民贾西珠后,又放火烧了旧治村。是日下午,日军上尉高日英夫,率领五六十名日军,闯入旧治村,残杀村民十三人,烧毁房屋近九百间。
 
 
 民国廿七年四月十一日,日本军偷袭沙县左村、孔庄、峪县等村,抓捕村民一百一十九人,全部押往沙河河边,分两处集体屠杀。第二天又将民夫四十余人在孔庄老黄村下刺死。
 
 
 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一日,日本军在安次葛渔城制造了“四。二一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七十六人,烧毁房屋二十余间。
 
 民国廿七年四月廿三日,驻孟仵的日军庄司部的两个士兵到百家村搜寻妇女,被村民杀死。是日凌晨,庄司部队及驻邯郸日军约四百余人到百家村进行报复。日军将全村人口赶到西瓦沟,全部屠杀在两眼井中,共七十八具尸体。同时,日军还纵火烧了百家村,部分百姓被大火烧死。此次惨案,日军杀死全村一百二十八人,占全村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三,烧毁房屋一千八百余间,占全村房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粮食被烧六万一千六百五十余斤,棉花被烧四万七千多斤,衣物、家具尽被烧光。
 
 民国廿七年五月十七日,盘踞景县日军为报复抗日武装的袭击,集中二百多名日军窜犯李辉桥村,并以机枪、小炮向村内狂轰滥射,然后,日军从村西头到东头,挨门逐户抓人杀人,共计残杀无辜村民三十五人,刺伤十多人,烧毁房屋八十余间,大车四辆,损毁粮食和其他物件不计其数。
 
 民国廿七年六月九日,日军在藁城朱家庄残杀无辜村民四十三人,并抢走大量物资,制造了“朱家庄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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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保定的日军开时南蛮营,杀害无辜百姓二十四人,全部为男劳力,烧毁房屋一百余间。
 
 
 民国廿七年七月廿八日,日本军在安次县制造“东沽港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一十余人,烧毁房屋一千四百余间,抢走牲畜三百余次,其它损失无法计算。八月三日,又有十八名无辜百姓遭日军杀害,二十三名妇女被奸污,村子被洗劫一空。
 
 
 先是驻栾城县方村炮楼的伪军和驻石门塔冢的三名日本兵在南焦村发生争执,伪军打死两名日本兵,把另一名日兵带回炮楼。日军报复南焦村,杀害该村无辜村民三十六人,打伤二十多人。
 
 民国廿七年七月廿九日,日本军小队长小松在香河县制造“店子务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八十三人,伤一百余人。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初日军侵占阜平王快镇,一百余村民被骗回家,被日军用机枪杀死。
 
 
 民国廿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日本军在故城郑家口屠杀居民一百七十人,烧毁房屋二千间。
 
 
 民国廿七年十二月七日,日军一千余名扑犯丘头村,残杀无辜村民四十八人。
 
 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深夜,一支驻喜峰口据点的满州队山口(日军军部)部,为了搜捕回家休假的八路军战士,包围了三屯营城。日军将正在三屯营北道看皮影的几百名群众和正在沉睡的镇民赶出家六门,押到义盛隆杂货铺和福音堂教堂。日军施用烙铁烙、杠子压、火烧等残酷的刑罚,威逼群众交出所有回城的八路军战士。敌人在拷问失败后,将可疑人押到古城小西门的城壕上,杀害了八名抗日军民,其中有六名是八路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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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民国廿七年起,日伪当局在保定公开销售鸦片烟。保定商会成立了“土膏业同业公会”,使售卖毒品的行为合法化。当时有五户土膏店(鸦片烟馆)领照开业,到民国廿八年发展为十五户,民国卅三年发展到十七户。另外,贩卖剧烈毒品海洛因的日本浪人也很多,他们把海洛因卖给销毒贩子,也直接卖给吸毒者。日本人还在保定公开开设赌场一处,使许多中国人因此倾家荡产。
 
 
                        民国廿八年
 
 民国廿八年一月一日,日军一千余人偷袭灵寿慈峪镇,屠杀居民七十四人,击伤三十余人,烧毁房屋一千余间。
 
 民国廿八年一月廿七日,日本军扫荡盐山县韩集一带,在乔庙村打死无辜群众二十二人,伤八人。
 
 
 民国廿八年二月十五日,日本军在隆尧县制造“北阎庄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二十八人,有十户被杀绝,烧毁房屋二千八百余间,抢走牲畜二十余头,其它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民国廿八年三月廿二日,日本军第一百一十师团、第八混成旅团出动二千多人,围剿冀、衡、深、束四县交界的路家庄,屠杀民兵和村民二百三十七人,毁房七百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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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八年三月廿五日,日本军在安新关城村屠杀村民三百人,烧毁民房二千间。
 
 民国廿八年三月到民国卅一年三年间,日伪军三次血洗大城后洼村,使这个当时仅有一百一十六户四百一十三人的小村,有九十六户遭火烧,三十二人被日军烧杀而死,二十六人被烧伤打伤,三百一十五间房屋被烧毁,农具家具损毁殆尽。
 
 民国廿八年六月十七日,日本军在冀县制造“东兴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一百四十八人,重伤五十三人,有十三户全家遇难;烧毁房屋五百余间,抢走耕牛十余头,其它财产不计其数。
 
 民国廿八年七月一日至民国卅四年七月十五日止的六年中,日伪军在盐山对佛镇一带(包括现在的南皮县、东陵县一部分村庄),残杀人民一千余名,烧毁房屋五千二百多间,损毁粮食三百多万斤,奸污妇女无以数计。
 
 
 民国廿八年七月至民国卅四年,日伪军盘踞滦县榛子镇地区期间,南从开来,北到迁西、尖城,西起丰润,东至迁安的沙河驿、野鸡坨,魔爪伸到三百多个村庄,前后残杀抗日军民二千六百多人,烧毁房屋三千余间,抢掠粮食财物不计其数。
 
 
 民国廿八年八月廿八日,日本军在河间制造“大曹村惨案”。从廿八至卅一日,日本军杀害无辜百姓七十三人,烧毁房屋二千三百余间,烧毁粮食、衣物不计其数。
 
 民国廿八年十月卅一日,盘踞望都日军警备队,血洗薛庄村,屠杀村民二百九十九人,烧房一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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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军在霸县制造“马坊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十六人,大多是老人和孩子,烧毁房屋一千七百五十余间,毁坏粮食六十万多斤,其它财产全部化为灰烬。
 
 
 民国廿八年十二月日军“扫荡”曲阳县各村,烧杀死、烧杀伤村民一百零一人。
 
 
                       民国廿八年
 
 民国廿八年三月廿一日,日伪军在安平县城南门外冯家坟和城北逮家堤先后进行三次大屠杀,残害抗日干部群众三十二人。
 
 民国廿八年三月廿五日,河北井陉煤矿红庄井因年久失修起火,日军怕烧坏煤井,下毒手封井,井下数百矿工全部被烧死。
 
 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四日,日伪军围袭博野白塔村,屠杀村民六百五十人。
 
 民国廿八年六月十四日军在唐县田辛庄屠杀村民二十六人,烧毁房屋一百二十六间,抢走财物不计其数。
 
 
 民国廿八年七月十六日,日军扫荡安国县齐村,把抓到的二十二名干部群众带回安国日军司令部。其中妇救会主任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腹中婴儿。其他二十一名村,除一人逃出外,全部被日军砍杀在“万人坑”里。
 
 
 民国廿八年八月十二日,日军在安国城南辛庄抓捕四十多名群众带回城里,将其中三十八人绑在“万人坑”处的木桩上,当做活靶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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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廿八年九月廿八日,据《晋察冀日报》报道:现在安国城内被虏去的男女老少儿童一千多人,有的饿死,有的被拖出来受着苦难的酷刑。
 
 民国廿八年十月十七日,景县郑古庄是个抗日堡垒村,日军蓄谋报复。是日拂晓,盘踞在景县、龙华等据点的日伪军三百多人,包围了该村,残杀抗日军二十二人。
 
 民国廿八年十月廿七日,日本军“扫荡”涉县井店村,大烧大杀,屠杀村民三百一十六人,烧毁民房七百三十八间。
 
 民国廿八年日伪军在金厂峪村东挖了许多长约十米,深宽各五米的“万人坑”。这年夏季的一天,日伪军一次就在“万人坑”旁杀害革命干部、党员和无辜群众十八人。同年十月九日,迁青平联合县二区干部刘俊明在金厂峪据点被残杀。民国卅年的一天,驻金厂峪日伪军包围了水峪村,二百多名群众惨遭毒打,二十岁的刘柱被砍掉了头颅,尸体戳成肉酱;三名妇女被十几个日伪军强行糟蹋。民国卅一年七月廿三日晚,凿子岭、刘峪、黑石峪三村的中心村办事员张云龙、张云来等四人,被日伪军拉到“万人坑”旁,放出洋狗,活活咬死;黑石峪村共产党员田广珍受组织派遣,打入敌人据点,因汉奸告密,被杀害于“万人坑”;刘存寨共产党员刘凤岐,在“万人坑”旁被日伪军入出的狼狗扒开胸膛。据曾在金厂当过伪警察的人证实,在“万人坑”里找着的尸首就有一百几十人,杀死在村外的无法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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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年
 
 民国卅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军在安新县城关屠杀民众一百人。
 
 
 民国卅年一月廿五日,日军数千包围了丰润潘家峪(为冀中抗日根据地老区),把全村人赶进潘家大院,群众知道敌人要下毒手,有十几名青年带头往外冲,日军即用手榴弹、机枪开始屠杀,并将点燃的玉米秸扔进大院,一时烟火四起,大火从上午一直烧到下午,全村一片瓦砾,除未在村内及个别辛存者外,此次遇难群众一千七百零三人,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被烧毁。
 
 
 民国卅年二月十一日,日伪军围袭宽城大屯村,大肆杀人放火,屠杀大屯人民一百八十七人,十四户被杀绝,十九户被杀剩一人,这个一百四十户的村庄,被杀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烧毁房屋五百三十五间,烧死牲畜四百八十头(只),损失粮食一百五十吨。
 
 
 民国卅年二月至民国卅一年四月,日伪军先后七次烧杀遵化县鲁家峪,计杀害群众二百二十五人,烧房四千余间。
 
 
 民国卅年三月廿日,在平山县西回舍村,日军残害村民三十三人。
 
 
 民国卅年四月廿七日,因抗日部队在暖河塘滦河上游截击日军货船,下午日军即开进暖河塘进行报复。日军抓获协助部队作战的十六名群众,强逼站成两排,用蘸过凉水的刺刀刺向第一排,顿时前排七八人一个个倒下,接着又端着枪射向第二排,尔后又在倒下的群众身上胡刺乱扎,最后又放火焚尸。当时除四人受重伤趁烟雾逃脱(后来三人在三五天内也死去)外,其余十二人当场死亡。日军杀人后,又捕捉全村畜禽,点燃全村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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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年五月十四日,滦县日伪军半夜围攻韩家哨,残杀抗日军民七十多人,放火烧毁全村的民房。是月廿八日,日军在杨柳庄村村东大庙前,一次杀害群众三十九人,烧毁全村六百多间房屋,数百头牲畜。全村粮食柴草尽被烧光。
 
 
 民国卅年五月廿七日,日本军第五十九师五十三旅团长止坂胜指挥第一大队日军五百余人,包围定县北疃村,制造了残杀村民八百余人的“五二七惨案”。
 
 民国卅年六月十八日,滦县日伪军把几个村的数千名群众围在东营大庙前,以找八路为借口,杀死十一人,抓走四十八名青年到东北做劳工,有的还被劫入日本,至今音讯皆无。
 
 民国卅年六月廿五日,深夜,一百五十余名日伪军包围了宽城艾峪口、河西、车沟等五个自然村,抓走十八人,押往青龙宪兵队严刑逼供。六月廿八日,又艾峪口抓走群众四十人。两次共抓捕五十八人,除放回五人外,其余五十三人在承德、沈阳、丹东等地惨遭杀害。
 
 民国卅年八月六日,盘踞在曲阳灵山据点的日伪军一百五十多人突然包围野北村,杀害干部群众一百四十七人,杀绝八户,烧毁房屋一百零七间,抢走大牲畜九头。
 
 
 民国卅年八月廿日,日本军在束鹿县制造“小冯村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四十八人。
 
 民国卅年八月廿三日,日本军在晋县制造“宿生惨案”,杀害无辜百姓七十三人,伤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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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年九月初,涞水日伪军开始对涞水山区进行扫荡。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日军几乎每天派出十余架飞机侦察轰炸,计炸死村民八十四人;日军还将白涧区的李各庄、蓬头、汤家庄等二十多个村庄的近二千多名百姓抓捕到东北做劳工。其中蓬头村被抓去五百人,有一百六十多人死在东北;汤家庄被抓五百余人,有一百零五人死在东北。据调查,被抓到东北的二千多人中,共有三百二十六人死在东北。另外,日军还抢走羊四千八百余只,猪三百三十多头,鸡鸭等家禽八百多只,大牲畜七百七十三头,抢走八路军军装二万五千多套,军用缝纫机三十台,毁掉家具五千五百多件,其他财物五千四百余件,其他干鲜果品四十一万四千多斤,烧抢粮食三十七万斤,损毁庄稼四千九百七十亩,烧毁炸毁房屋二千四百三十六间。
 
 民国卅年九月十二日,日本军在军山县大规模“扫荡”,在驴山脚下十多个村庄一天屠杀村民七百多人。
 
 
 民国卅年九月十四日,日本军数千人对平山县东黄泥一带十一个村庄进行扫荡,屠杀村民七百一十一人。
 
 民国卅年九月廿二日,曲阳沟里村,是集市所在地,抗日工作搞得十分活跃。是日,日军五百多人包围该村,以开会为名,将一百多名群众逼进三间屋内,然后纵火烧房,接着用机枪扫射,刺刀捅刺,共残杀村民八十三人,杀绝四十三户,烧房二百四十多间。
 
 
 民国卅年秋,日本军在井陉县正南路南划定八个村庄为“无人区”,抓捕四千余人,屠杀三百五十余人,放火烧村,使此八个村庄变为废墟。
 
 日本军扫荡热河与兴隆县,在栅子沟屠杀村民一百四十多人,在大黄崖冬水湖一沟烧杀儿童四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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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年十二月卅一日,日本军在灵寿县制造“北城东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八十余人。
 
                       民国卅一年
 
 民国卅一年一月至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兴隆县被日本大“检举”入狱死亡的达一万二千多人。民国卅二年“人圈”,是一个人间地狱。
 
 
 民国卅一年二月二日,凌晨,占驻兴隆县日本宪兵队、搜捕班和武装警察一百余人,在兴隆县城南土门的山坳里,用机枪集体屠杀大灰窑沟无辜村民一百二十多人,又将六十多人投入热河监狱,施行酷刑,手段残暴狠毒。
 
 民国卅一年二月十二日,日本军在兴隆县小水泉村抓捕平民九十三人,当场就被屠杀六十一人,余者被送往流水后,也被屠杀。
 
 
 民国卅一年二月十七日,日本军扫荡武安南山沟,烧毁刘家庄民房一千四百多间,受害四百多户;烧毁白家庄民房一千零五间,占全村房屋百分之八十。
 
 日本军在兴隆四区荞麦岭,一次杀死二十三名群众;兴隆县人民被“集家”赶入“人圈”二万二千三百六十五户,一十一万一千八百余人,据七个区的大略统计,被摧残死者一万一千一百四十人。在集家并村时,被日军烧毁民房二万三千四百间,拆毁民房二万八千三百多间。据二十七个无人区行政村统计,日军“扫荡”打死“无人区”群众四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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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三月卅日,日伪四十多名窜犯灵寿县北城东村,将留在村内的一百多人赶到东口沟里的一个大场上,后又赶到北狗台村北炮楼,杀害二十九人,重伤十七人,其后又死去去许多人,共计死亡四十二人。
 
 民国卅一年四月十五日,日本关东军热河省承德宪兵队,于承德街东侧武烈川下游河畔,用砍刀杀害了关押在监狱在的七名八路军战士。
 
 民国卅一年四月十六日,从本日至五月一日,四千余日军发动对遵化县鲁家峪的清剿,半个月内杀害了我干部、伤员、群众三百五十余人。日军对鲁家峪在两年内发动七次“围剿”,杀害我抗日军民八百三十人,其中当地群众被杀五百四十七人。
 
 
 民国卅一年四月廿八日,日本军把鸽子庵村(今在南刘古庄乡)二百多名群众圈到村南一棵老核树下,进行刑讯逼供,妄图得到八路军抗日物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等)的下落,由于群众宁死不说,结果,被日军当场杀害了九人,绑走三人,后被杀害在杨河峪。
 
 
 民国卅一年四月日伪军在宽城榆木岭、椅子圈等二十四个村庄抓捕四百二十二人,有三百四十二人被惨案。
 
 
 民国卅一年五月一日至六月二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司令官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集中了四个师团的兵力,对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时间持续了近两个月,给冀中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前后共杀害群众五万多人,造成了“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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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五月十二日,迁西家马家沟村(今东莲花院乡)是一个抗日堡垒村,因此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本日上午,三百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马家沟、杨家沟及附近的山村。马永合一家四口人在山里被日军抓住,马永合乘不备逃走,其大媳和次子被枪杀后点火焚尸,大儿媳的女婴被日军扔进火堆,活活烧死。在马家沟村内,马永福、马永生活费两家人及马永生老汉、王家湾村(今迁安县内)的王保长,被日军投进萝卜窖里用火烧死。六名八路军伤员被日军从窖里搜出后炸死。这次“扫荡”,马家沟村有七名群众被杀害,六名八路军战士遇难。日军掠走鸡五百多只、猪六十多头,烧毁房屋一百多间,粮食全被抢光,使马家沟村变成了“无人区”。
 
 
 民国卅一年五月十六日,抗日战争时期,城西峪是较巩固的抗日堡垒村,冀东银行等一些重要机关都设在村西八里沟中。五月十五日上午,因该村报国队除掉了一名特务,当天下午,日军便派出一连治安军进行报复,但扑了空。本日早晨,驻新集据点的伪警防队二十二个骑兵,在二名日军的指挥下包围了村庄,在村内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三人,并将抓到的十九名青壮年押回新集据点。在据点里,有九人被活埋,一人被打死,三人越狱逃跑,其余六人被日军发配到阜新煤矿当劳工,其中二人惨死在煤矿,四人逃出虎口。
 
 
 民国卅一年五月中旬,日本军在深县制造“中村惨案”,抓捕无辜百姓近一千多名,杀害九十余人,伤残四百余人,三百余名青壮年被押送到东北煤矿当劳工,强奸妇女二十余人,又将三十余名青壮年活活推入井中砸死。
 
 民国卅一年五月廿七日,二千多日伪军“扫荡”定县北疃村,施放毒气,致使八百余名村民中毒窒息死在地道里。是为“北疃村惨案”。
 
 
 民国卅一年五月卅日至六月十四日,邢台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月大扫荡”。据不完全统计,邢西根据地在这次扫荡中,被日军残杀或重伤一千余人,被抓走二千余人,被烧毁房子三四千间,被拉下次牲口一千余头,羊二三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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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五月日卅至民国卅二年秋,迁滦丰联合县松山峪被日军伪军划为“无住禁作区”。民国卅一年阴历三月初二,日伪军包围了松山峪村,残杀村民三人,并将全村一百八十多户的三百多间房屋全部烧毁。民国卅三年十月五日,驻丰润县城等大据点的日军、伪满军三百多人,为了搜寻八路军抗日物资及村干部,突然包围了村子,。日伪军肆无忌惮地残害群众,用灌凉水、轧杠子、火烧等残酷手段对群众进行逼供,在二个多小时内,日本军血腥屠杀松山峪干部群众十一人。
 
 
 
 日军占领武安县梁沟村,前后二十天时间,全村民房共三百七十多间全部被日军烧光;家具什物,无一幸留;打死牲畜六十余头,羊三千多只,地里的庄稼全部被毁;杀害正副村长及群众十五人。
 
 
 民国卅一年六月四日,日军搜山来到邢台大寨山,残杀群众一百多人。另外寨上村还有十二人在日军的“五月大扫荡”中被抓走,送到进陉煤矿当劳工。路罗区在这次扫荡中,被日军杀死一百四十余人,抓走十二人,抢走牲口七十一头。
 
 
 民国卅一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军在曲阳制造:“野北惨案”,杀害干部、群众一百六十七人,摔死婴幼儿九人,有八户被斩尽杀绝,并杀害党员和家属二十二人,烧毁房屋八十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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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六月廿三日,日军伪军为了对尹庄、刘庄一带人民抗日进行报复,本日上午,驻迁安县日军守备队、伪保安队、治安和特务共四百多人,包围了刘庄、尹庄两村,严刑拷问群众,最后把从刘庄、尹庄和好树店(今迁安县)抓到的几十名群众全用绳子绑上,几个人串成一串,杀害于好树店村西的大壕沟里。有的脸被劈下,有的头被砸掉,有的被剖了腹,还有的被砍下了头,令人惨不忍睹。这次大屠杀,日军共杀害了抗日群众三十五人。其中,尹庄村十五人,刘庄村十一人,房官营村和好树店村九人。
 
 
 
 民国卅一年六月廿八日,三百多名晶伪军对长河、清河下游地区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重点“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沿途的黄土岭、高古庄、东水峪、三家湾、十八盘等村有六十多人被抓。七月一日,日伪军将抓到的人押到瓦房庄村刘兴龙家后院。在这里,日伪军把六十多人一个个按倒,往嘴里灌上煤油,之后又塞进院子里的大梨窖内,施放了两筒瓦斯毒气,并把窖口用铁锅扣严,培土封死,六十二名群众被活活毒死。日伪军又将窖里装不下的六人推进了院子外边的水井里,并搬来大石块和饭盆、铁锅一齐往下砸。被残害的六十八人中,有六十六人惨死,有二人侥幸未死,但终身致残。
 
 
 民国卅一年八月上旬,日本军长官冈宁次在北京召开兵团长会议,布置制造“长城无人区”后,日军出动大量兵力对北东进行继续疯狂“扫荡”,强征几十万民工沿密云、平谷、蓟县、遵化、迁安等山区边缘挖成封锁沟,将长城直至封锁沟内的村庄全部烧光,将村民全部赶走。据日伪资料的统计数字,仅迁安、遵化两县城线上的山区就有一万五千七百多间房屋被烧毁,六百四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毁为焦土,即成为所谓“无住禁作地带”,近十万居民被赶出了家园。
 
 
 日本军在文安县制造“叩岗惨案”。日军灭绝人性施放毒气,使四十二人中毒,其中二分之一死亡,剩下来的都留下了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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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八月十四日,盘踞平谷县的日本军侵扰三河地区蒋福山,活埋\打死村民七人。
 
 
 民国卅一年八月廿六日,日军数千名从平山县温塘、洪店子出发,偷袭东黄泥等十四个村店,制造了杏山、张大沟、柏波、张家沟、木虎峪等八处骇人听闻的惨案,被害群众杏山一百余人,张大沟七十二人,西柏坡五人,东柏坡七十六人,木虎峪三十五人,张家沟六十三人,燕尾沟十九人。
 
 民国卅一年秋,日本军在遵化县境内制造“无人区”,总面积为二百八十八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九,包括六千六百八十户,三万一千多口人,其中落入“人圈”的共九百五十户,四千六百人;杀害无辜百姓一千二百余人,因传染疾病死去五百三十余人,一百一十二个村庄变为废墟。
 
 
 日军在兴隆县清水湖村,光是小孩就杀死四十八人,前干涧村烧死十九人,全县被残杀的群众达数千人。
 
 日军对热南山区实行“三光”政策。据统计,从是年秋至民国卅四年八月,几千座山庄被烧成废墟,总计烧毁房屋三百八十二万三千余间,抢走粮食九十六亿斤、牲畜二百四十八千余头。日军每年秋季来抢粮,从民国卅二年以后,每逢春夏之交青苗长起的时候,便进行割青扫荡。
 
 
 民国卅一九月十二日至十七日,日军庄上指挥官带领第四十一师团扫荡枣强县东南部地区,六天时间内,残害董庄、前后陈庄、东王沟、杨苏等十个村庄的无辜村民三百一十多人,奸污、轮奸十多名妇女,烧毁无数民房,抢走财物畜不计其数。
 
 
 民国卅一年十月十二日,日本军盘踞三河守备队,在袭扰魏各庄、范港等五个村,杀害村民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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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十月廿二日,日本军制造河北省新庄惨案,杀害无辜村民五十三人。
 
 
 民国卅一年十月,驻宽城的日本宪兵队和中根守备队及平泉特高队,在宽城宪兵队长小野率领下,在下板城,小前坡峪等十个村庄抓走一百多名群众;驻青龙等地日军在大转岭等地抓捕群众一百余人。共抓获三百余人,其中八十多人由中根守备队在宽城南关山根枪杀,其余送往承德监押。
 
 
 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四日,日本军在三河县制造“泗河惨案”。在四日至八日的五天中,日本军杀害抗日区长穆真如、小队长刘克顺等十七名抗日干部、战士。
 
 
 民国卅一年十一月五日,占据蓟县的日本军头目山本率三百多名日伪军“围剿”三河县泗河村。在连续四天三夜的洗劫中,泗河共有三十多户人家四百人间房屋被烧毁,大批粮食、衣物、骡马、猪羊被抢走,百多人致伤致残,四十八人被惨案。
 
 
 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日军中根守备队把从宽城老亮厂等地抓来的三十多人,押至宽城南关外一个深沟前杀害。
 
 
 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廿日,日本军在丰润县马家峪杀害无辜百姓四十三人,在大官屯杀害二十三名无辜老人。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五日,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血洗、焚烧滦南潘家戴庄大惨案,屠杀村民一千一百一十人,其中有六十名孕妇和三十名婴儿(系被摔死)。同时还烧毁民房一千零三十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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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军侵入丰南县张六庄、东西张稳庄、小河庄、小李庄等村,杀死无辜百姓十八人。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廿三日,日伪军三百余名包围高邑县里村,以毒打、枪杀、刀刺、火烧、活埋等残忍手段,杀害村民十二人,重伤一百多人,轻伤近三百人。
 
 
 民国卅一年十二月,伪热河省特高队指挥青龙宪兵队等,在宽城全境又一次实行“大检举”,抓捕一千五百人,杀死四百多人,送当劳工六百余人。
 
 
 
 民国卅一年九月至十二月,日本军在曾化大官屯、娘娘庄、小营、复兴村、黄土岭、东新庄、马家峪、小河等村杀害三百九十四人,各村被杀害的人数均在十五人以上。
 
 
 民国卅一年日本军为了控制滦河两岸,于民国廿七年开始在泗河桥设立据点,并派重兵把守。日军在泗河桥安设据点期间,疯狂抓捕抗日干部和群众。在据点内,制造了两起血案;第一次,民国卅年一年日军在泗河桥三义庙背后屠杀抗日群众十二人;第二次,民国卅一年夏,日军在泗河桥的姚子峪沟口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二十一人。在乡下,日军疯狂推行“三光”政策,驱赶村民“集家并村”,制造了泗河两岸的“无人区”。民国卅二年秋,驻泗河桥日军烧毁了韦庄、烈马峪、石门子、上洪寨、下洪寨、张庄子、北杨家峪、尖山峪、小关庄、汉儿庄、小龙湾、沙峪、孟子岭、路庄、岔沟、冷沟、常胜峪、大关庄十八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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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三年时间,共计屠杀我同胞一万五千四百人,抓走一万五千人,除在本县集体屠杀约一千人外,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和日本内充当劳工。三年中,日军烧毁民房七万余间,抢走大小牲畜三万余头。据民国卅年统计,全县有十六万余人,抗战胜利后统计,只剩十万余人,合计被杀害、抓走、监禁、瘟病、冻饿等非常死亡的就达五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日本军在河北省制造的无人区,共二百八十八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九,包括六千六百八十户,约三千一百人,其中落入“部落”即“人圈”的共九百五十户,四千六百人,全县无人区共三百五十户,四千六百人。从民国卅一年至民国卅四年八月间,共有一千四百人惨遭日本军杀害。仅马蹄峪、沙坡、冷咀头等十个村,就有六百四十七人被杀。
 
 
 日军四百多人在抚宁平顶峪、域子峪一带扫荡,被害群众达五十多人。
 
 
 
 日本军在盘踞兴隆县期间,自民国卅一年至民国卅三年三月止,进行了三次大“检举”,被抓捕后的一万二千多人中,被判决、枪杀、刀砍、监押、送往东北充当劳工者竟达一万一千四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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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
 
 
 民国卅二年一月十一日,抗日游击队在西湖景官击毙作恶多端的汉奸翻译,日军发现后,纠集伪军包围西胡景官,搜寻翻译官的下落。日伪军找不到时,抓走无辜群众六十多人,带回到虹葛日伪据点。第二天,日伪军在西胡景官找到汉奸翻译的尸体,便对村民进行报复,杀害村民十七人,重伤九人。
 
 
 民国卅二年一月廿七日,据《晋察冀日报》记载:据伪“华北劳工协会”供称:从民国廿六年到民国卅一年这六年里,我们华北的青壮年被敌人抢夺去的有五百六十九万多,计民国廿六年三十二万三千六百八十九人,民国廿七年五十万零一千六百八十六人,民国廿八年九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人,民国廿九年一百二十万人,民国卅年一百万人,民国卅一年一百六十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人。从这个数字里,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对我华北青年的抢夺,是一年比一年残暴。所抢夺的壮丁大多被送到东北,如去年有一百五十多万壮丁就强运到东北去了,其余五万多人运到绥远,察哈、华中、朝鲜等地。
 
 
 民国卅二年一月卅日,占驻承备日本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讨伐”兴隆县东南部的半壁山地区,搜捕村民五六百人,近一百人被处死,余者均课以重刑后,押到东北各地做劳工。
 
 
 民国卅二年二月一日,占驻承德宪兵队集中有六百多兵力包围河北省承德县鹰手营子、南双庙、三道河子、大杖子、东涝洼、苇子岭等十四个村庄,抓捕抗日民众一千多人,杀害二百五十四人。其余被投入承德监狱,一部分被屠杀于靳杖子村。
 
 
 日伪军从承德南双庙村抓走村民一百一十人,严刑逼问谁是八路军,当场有四人死亡,后有八十五人押到承德监狱,其中五人被砍头,六十五人死于狱中,十一人送到阜新、抚顺煤矿当劳工,民国卅三年才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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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二月,日本军制造兴隆县大磨峪惨案。在这次惨案中,日本军屠杀村民一百一十多人。日本军将抓捕的村民送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后,又杀戮四十人,仅一人侥幸逃命。其中八户被杀绝,有三十户丧失男人,成为“寡妇村”。
 
 
 
 民国卅二年二月十日,日本军在兴隆县大川各村进行第二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日本军逮捕四千余人,在县内屠杀数百名,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做劳工。
 
 
 
 民国卅二年 三月十九日,日本军承德宪兵队,扫荡兴隆西南长城线茅山到黄崖关一带的村庄,屠杀留在村里的病、老人三十五名吃奶的孩子四名,为灭迹,烧毁了被害者的尸体。
 
 
 民国卅二年三月至民国卅三年九月初,日军盘踞石坎十八个月。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此期间共残害抗日军民六百七十九人,奸污妇女一百四十多人,烧毁民房八千余间,抢劫民七千三百民余石。
 
 民国卅二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一日前后,盘踞在承德的日本宪兵队于兴隆县茅山村西南,屠杀抗日农民六十名。
 
 
 民国卅二年四月至六月,在兴隆境内搞了三个月的“大集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全县近一半地区被划为“无人区”,十六万亩以上的耕地禁止耕种,撤毁二千多个村庄,将十二万人赶进一百九十九座“人圈”。
 
 民国卅二年五月一日,七千日伪军“清剿”完县地区,持续五天,仅在野场村屠杀平民一百一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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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五月中旬,驻承德县上谷、八家的黑岩日本宪兵队和驻宽城的中根日军守备队,纠集伪军七百余人,从东西两路围剿和扫荡塌山。日伪军在塌山一天一夜,血腥屠杀,共杀害群众一百三十四人,其中有十八户(六十一人)被杀绝,有十户(四十九人)被杀三十七人。
 
 
 民国卅二年五月廿九日,盘踞永年日军顾问高山率日伪军一千余名,乘何营群众庙会之际包围何营,用机枪、步枪、刀砍等手段屠杀群众,在这场大屠杀中有一百六十九人遇难,烧房七百七十余间,砍伐树木一千多株。
 
 
 民国卅二年五月大名县日伪据点出动一百六十多名日伪军,合围扫荡金滩镇村,烧毁民房一千余间,把各类物品抢掠一空。
 
 
 民国卅二年六月十八日,日军在永年县制造了小汪北村惨案,全村二百七十九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八百多间房屋被烧毁,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
 
 民国卅二年六月中旬至七月底,日军森保久部在邢台一带杀死群众七十多人,强奸土岭附近年轻姑娘五十七人。
 
 
 民国卅二年六月廿四日,日本军首领黑田在定县城制造“东车寄据点惨案”,杀害无辜百姓八十七人,伤二十五人,抓走四百零四人。以黑田为首的日军,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在附近三十多个村庄里,屠杀的群众就有一千一百八十九人,重伤残者五百六十八人,其它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日伪军扫荡盐山县贾金杜,将男女老少逼到大街上,当场打伤一百余人,昏死者数十人,还把四人带往纸房据点杀害。
 
 
 民国卅二年六月廿六日,在张家口火车站,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二千群众将一列满载粮食的车围住,乞望得到救命的口粮。日军便向手无寸铁的百姓扫射,当场打死二百六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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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夏日本军在遵化境内制造“无人区”。在那里传染病蔓延,给无辜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鸡鸣村流行瘟疫,病倒一百余人,先后死亡五十人。日军制造的“人圈”中因传染病死去者达五百三十余人。
 
 民国卅二年七月七日,安国县的抗日区小队和寺下村基干队员,铲除了作恶多端的汉奸张庆果。是日,二百多名日伪军由张的弟弟带领,包围了寺下村,进行报复。日伪军以烫人、烧人、跪梯子、压杠子、吊水桶、枪杀等各各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一百多名干部家属和村民,临走时还绑走拉走七八十人。
 
 
 民国卅一年夏,日军在长城沿线“集家并村”,狗捎书(今常胜峪)被划为“无住禁作区”,强迫该村群众搬进龙井关“人圈”内,群众拒绝搬入,因此,几百名日军一齐出动,仅一天之内,把全村二三百间房屋全部烧光。是日早晨,日本关东军大尉夏道部中队长渡边,率领三道河、半壁山(今兴隆县)的伪军和特务、汉奸二百余人,包围了桦树台(属今常胜峪村),杀害抗日群众二十人,打伤二人,烧毁三十多个窝棚。当年十月廿九日,早晨六点钟左右,渡边又率领三道河、半壁山的敌人二百余人,对狗书先后有三十八人惨遭杀害。其中,桦树台这个仅有四十余口人的小自然村就有十八人遇难。
 
 
 民国卅二年八月廿一日,日伪军五十余名闯入唐县江家沟,杀害妇女、儿童和老年体弱者十八人。日伪军离村时,还抢走五六十头毛驴,驮运所抢掠到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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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八月廿六日,下午,日军曹长宫无率领十多名日军和七名特务,把关押在龙华据点的十九名群众捆起来,押至龙华南一个水坑边。尔后,宫元用洋刀把他们一个个地砍杀,并令日军用刺刀把尸体挑入水中。
 
 
 民国卅二年九月十二日日军对平山县驴山县驴山周围十几个村庄进行疯狂“扫荡”,在恶石沟杀死村民三百人,在庙沟杀害村民二百人,在百龙池地区杀害七十四人,在苇票沟等村杀害八十多人。
 
 
 民国卅二年九月廿一日,日军纠集四万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毁灭性“扫荡”。是日敌人开始搜山,凡是在山上搜出群众,当即用枪射杀或用火烧死在山洞中,敌人“扫荡”共八十七天,阜平区被杀害群众七百五十二人,加上曲阳逃到阜平的被害者共计八百三十二人。当时平阳村日军设五个杀害人场,村内街上尸体横陈,黄土变成紫黑色,仅在平阳街上,尸体即有三百多人,满地是人头、碎骨、人皮、烂肠,惨不忍睹。
 
 
 民国卅二年九月廿九日,伪满军政府宣化省划定:松树岭、清安堡、松树洼、苏家河、五里坡、下河、关水沟、五于家地、小庄科、降栅山、下栅、上栅、蒋口子、营盘沟、石差山、大融山、小融山、滥角等地区为集家并村区。
 
 
 
 民国卅二年九月日本军集中二千多兵力围剿“无人区”,仅兴隆县田中一村,即被屠杀一百七十九人,小黄木沟被熏死十七人。
 
 
 民国卅二年秋,日军“扫荡”涞源县,在北城子村四个地窖中,活埋乡民一百三十三人;在寨头、走马峰一带屠杀乡民七百余人,其中只有一百一十名居民的寨头村被者即有一百零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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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从冀中无极、藁城、赵县、栾城、元氏、赞皇、获鹿等到县抓来民夫四五千人,在平山县修筑三个堡垒群,其中一千八百多名民夫被惨杀。
 
 日军盘踞焦家庄二十八天,屠杀群众约四百余人。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卅一日“平山县第六区公所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立碑纪念。
 
 
 民国卅二年秋冬,日军推行“新国民运动”。高阳县有七千四百余名群众住过大诚狱,一百一十四个村庄的村民,遭受各种酷刑毒打近一万人次,残害致死二百二十三人,各种经济损失计一万一千七百余万元。
 
 
 中共晋察冀分局于民国卅三年二月八日给中央北方局报告中,对民国卅二年日军秋季大“扫荡”中之损失统计如下:
   人口被杀:五千七百一十一人,受伤八百四十五人,病死二千三百六十九人,共计八千九百二十五人;
   房屋被烧: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五间;
  粮食损失:公粮八千八百九十二石,人民粮食二十八万八千五百九十九石;
 牲畜损失:骡马牛驴一万八千一百二十六头,猪羊五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只;
 农具损失:一十七万一千五百九十五件;被服:四十四万五千六百七十一件
 
 
 民国卅二年十月六日,驻迁安县城日军第三十一大队,驻金石峪日军、驻罗家屯伪治安军第二十团、伪治安军第二集团第三团和第十三团、泗河桥第六团,以及驻喜峰口和董家口的日伪军共五千余人,对长河川三角地带进行了二十一天的残酷“扫荡”、“剔抉”。日伪军包围了东水峪、西水峪、黄槐峪、三家湾、十八盘、大牛峪、总府、湾子崖、金龙口、龙湾、瓦房庄、塔子山、鹿过寨等十三个行政村(含四十余村自然村)。在包围圈里,日伪军杀人如狂,惨绝人寰。抗日民从有的被用辣椒掺掺“洋油”活活灌死;有的被烈火烧死;有的妇女被敌人糟蹋后杀死;有的孕妇被刺刀剖腹,挑出胎儿后又浇上汽油用烈火焚烧;还有的妇女被劈掉了小孩还在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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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伪军在长河川惨案中,共屠杀抗日干部群众和抗战工作人员二百四十五人;烧毁房屋(含窝棚)二千八百多间;焚毁、掠走和糟蹋粮食七十万公斤,板栗(充粮廖度日用)三十六点五万多公斤,水果近五十公斤;屠宰、掠走畜禽(骡、马、驴、牛、羊、猪、鸡、鸭)约一点一一万多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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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在任丘县城大搞“新国民运动”,一个月内,屠杀居民五百人,致残一千余人,烧毁民房二千五百间。
 
 
 民国卅二年十一月七日,日本军偷袭崇礼县四台嘴乡艽菜坪村,屠杀从夜间到第二天上午,共杀害村干部、村民十一人,其中三名妇女怀有身孕,伤七人。同时许多青年妇女被日军强奸。
 
 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伪军“扫荡”盐山罗寨,发现地道口后,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将藏在洞内的三十三名群众全部毒死,同时烧毁七百多间民房。
 
 
 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廿日,日本军侵扰井陉县,历时三个月。在老虎窝村,日军对躲匿在山洞中的村民施放毒气,致使男女老幼一百五十余人全被毒死;在黑水坪,日军用火烧、放狗咬、刀砍、枪刺等手段,杀害平民四百余人。在这次大“扫荡”中,被屠杀的平民达一千余人。
 
 
 民国卅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日军黑田部队在平山县东西岗南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天内杀我同胞一百三十五人,重伤十二人。
 
 
 民国卅二年日本军在朝阳县茅山村一次抓捕村民六十六人,除跑出二人外,其余都在承德被秘密杀害了。
 
 
 民国卅二年至民国卅四年的三年间,日本军在兴隆县制造了二百一十八个人圈,共计屠杀无辜居民一万五千四百人,因冻饿而死二万五千多人;搞“检举”抓走一万五千人。除在兴隆县集体屠杀一千人外,其余全部被送往东北或日本充当劳工。三年中,日本军烧毁房屋七万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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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三年
 
 民国卅三年一月廿四日,占驻承德日本宪兵队在日伪军警的配合下,搜捕半壁山地区村民九百多人,其中有一百多人被判死刑,由宪兵和警察就地进行集体屠杀。
 
 
 民国卅三年二月日军在兴隆县内进行第三次全县规模的大“检举”逮捕无辜百姓二千余人。住在兰旗营附近的居民被捕数百名,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将其中一百二十人用用机枪射而死。据统计,在全县各地屠杀几百人,余者送往东北做劳工。
 
 
 民国卅三年五月廿一日,日本军洗劫三河县乔官屯,用刺刀捅死村民五人。
 
 
 民国卅三年六月日本军在兴隆县进行第四次大“检举”,即“投匪家属大检举”,抓捕“人圈”中的八路军和抗日干部家属共五百多人,全部被送往东北充当劳工。
 
 
 民国卅三年八月十一日,拂晓,日伪军包围了任丘马家村,三十二名群众被烧死或刺刀挑死、投入井口淹死,其中少年四人,老年十八人。
 
 
 民国卅三年八月廿三日,日军袭击了肃宁县后丰乐堡村,杀害村民八十七人,其中妇女和十岁以下的儿童约八十人;烧毁房屋七百一十间,烧死牲口三十七头,抢走三十六头,抢走衣服、粮食三十三头车。八年间,该村被屠杀一百五十人。
 
 
 
 民国卅三年八月卅日,盘踞三河夏垫据点的日本军小队长率日伪军六十多人屠杀苟儿府村民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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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卅三年十月,日本军占领丰南县期间,大批农民被抓往日本开采煤矿或修筑工事,充当劳工苦役。民国卅三年十月,日本军抓走丰南县劳工四百余名,解往塘沽。十一月九日,将各地集中的六千人装入大货轮,运往日本寿都港,转送夕张市附近的油八厘煤矿作苦役,后被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日本军占领丰南县境的九年间,连年抓夫派夫,建筑围墙、据点、岗楼、哨所、修路、挖沟、约计动用民工一百二十五万人次。
 
 
 民国卅三年初日本军派出一万多兵力,“扫荡”八路军根据地兴隆县黑河川、中田、驴叫、西首等地,又以五千兵力“扫荡”大小黄崖根据地。由于日本军的连续“扫荡”,屠杀居民三千多人,冻饿致死者一千多人。仅中田村一处,就被日本军抢杀一百九十七人,将眼睛、心肝、生殖器都挖了下来。
 
 
 热东、热南及辽西峰峦千里的土地上,日军所制造的“无人区”及“集家区”,从绥中至滦平东西长七百里,从长城到锦承路南北宽二百五十里,面积十七万五千平方公里,包括八个县、地区、热河省四百万人口,就有一百零五万人口被日军驱入人圈。
 
 
                    民国卅四年
 
 民国卅四年一月十一日,占驻承德日军宪兵队,在日伪军警配合下,搜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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