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冷暖人生，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听说了一位叫凤仪萍的老人，因为我的朋友说起了有关他的这样的一幕，说，凤仪萍最近刚刚把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一个小本子捐给了上海抗战纪念馆，这本来是一个已经早已做好的决定，可是当博物馆的人来交接的时候，凤仪萍，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却像个小孩子似的犹豫不决，他递出那个小本子的手在空中呆了很久，拉锯拉了很久。他说，自己像是交出了生命，一个广州的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一个已经退休的医学教授，我很想知道，他交出的到底是什么。这个小本子，凤仪萍老人叫它做生死记录。
昨天我们谈了一夜，您说最后再考虑一个晚上。
凤仪萍：是的，从感情来说，我是舍不得交的。
晓楠：您到底是拿了六十多年。相当于把身体的重要脏器捐献了，像这种感觉。
凤仪萍珍藏了六十年的这个本子，是一份三百人的名单，这些是抗战时期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名字，其中九十八名死难者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劳工工号都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个本子记录着一段历史也记录着他少年时代的那段往事。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上海，准备到父亲的木材工厂去游玩的凤仪萍，在路上遇到了日本人。那一年他十四岁。
凤仪萍：日本兵刺刀拿着，良民证一掏，掏不到了，接下来呢，旁边两个包围上去，下午四点多钟，“哗”一下子，拽了十几个人，一个卡车上面，把棚一拉，蒙在里面，很突然的一个情况，抓住了，自己吓了一跳。
一位木材厂老板家的少年公子，一次偶然的出行，改变了凤仪萍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凤仪萍：抓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干什么，也不知道。有几种猜想就说，是不是把我们抓去，把我们的血抽干净，做血浆。大家听了也怕，关了十几天，那天晚上大概快半夜的时候，“呜”，拉了警报，十几辆日本军用卡车来了，来了以后开车，开到集中营里，把我们一个个（赶上去），起来起来，赶到卡车上面去，日本兵拿着刺刀，一下子开走了。当时也有几个人，我们抓住以后，有一个写个纸条，我们被日本兵抓走了，从车子的缝里面丢出去。
晓楠：其实是很无望的，只是心里留了一点点（希望）。
凤仪萍：这个时候有一种渴望，希望家里知道一下，希望告诉他们一个信息，知道我们被抓走了。
凤仪萍最终也没能把自己被抓的消息告知父母，就这样一位十四岁的少年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被赶上了一艘不知目的的货船。
凤仪萍：运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一赶到船底下以后，船开始启动的时候，摇晃的时候知道了，要把我们押走了，这个船一下停停，一下走走，日本兵说风浪太大，把人丢掉，把矿砂保留，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更怕了，吓得不敢讲。
二十天的海上漂泊，凤仪萍真的以为那就是生命的尽头，他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漫长，最恐惧的日子。
晓楠：那二十多天太煎熬了。
凤仪萍：是煎熬，那衣服上面（很脏），一身衣服穿了（二十多天），那个袖，把里面一磨，生了臭虫以后，都烂了。就是人家讲的叫化子，乞丐的样子，头发也长了，蓬头垢面，大小便都在船仓里面，在铁矿船里面。然后痛哭流涕，想家的，想父母，想亲人，想妻子，想孩子，各种各样的表现都有，像地狱里面的恐怖景象。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也许对死亡没有太多的认识，然而面对着滔天的巨浪，听着大人们有关对死亡的猜测，渐渐的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进入了另一个国度。
凤仪萍：大家很悲痛，结果被抓来，抓到日本这个国家来，这是从来没想到的，做梦也没想到。
晓楠：上了岸就嚎啕大哭。
凤仪萍：大哭，大家都瘫了，说这样子怎么办，这一辈子有没有生还的可能，有没有再回到祖国的可能，绝望了，绝望了，没有希望了。
一九四四年九月，凤仪萍与三百多人一起被押送到日本栗山角田煤矿，在一个叫共荣寮的工棚里被编为四十一号，成为被抓到日本的年龄最小的中国劳工。
凤仪萍：工房里发一床毯子，晚上盖着，白天就把它卷起来，卷着在身上捆起来，把它用绳子绑在身上，下井挖煤去。带一个饭盒子，饭盒子是木头的，背在身上面，规定你在矿井底下，告诉你，工长讲了，吃饭了，那么就把饭盒子打开吃，不讲的话，你不能吃的。好多人在半路，在矿外的山坡上面，走着走着，把饭团子抓起来往嘴里吃掉了，饭盒子就空掉了。
晓楠：那他要先开始把那个饭团子吃了，接下来这一天，他怎么过呢。
凤仪萍：矿井底下，好多人都饿死掉了。走到路边，青草把它抓起来，往嘴里吞下去了，树叶长的芽，也把它吃下去了，一种甜味的感觉。我们看到有两个中国同胞，日本工头把鱼骨头丢在煤里面，跑去抓起来，就吞下去了。这是人吗，这不是人嘛。
北海道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凤仪萍并没有享受到他与成年人有什么不同的待遇， 1944年凤仪萍在日本共荣寮的工棚里度过了他十四岁的冬天。
凤仪萍：下矿井的时候，看到山坡上面种了一些土豆，把它挖出来，放嘴里咬了，生的吃了，吃的时候，日本工头看到以后，他把你拽出来，棍子敲上去，牙齿敲掉了，“八格亚路”。他“八格牙路”骂过来的时候，我也回了他一句“八格”，给吊（起来），他用水灌，灌到鼻子里面，打了几个钟头以后，拿起斧子来，把我这个手指砍掉了，砍断了三分之二，到这里，很悲痛，所以我一生都不敢讲，讲了以后伤心，很悲痛，很难受。
晓楠：其实坐在凤教授面前，仔细询问他的经历，看他的表情，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内疚，某种程度上来讲，我没有想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说到六十多年前的事情，仍然会如此的不能自持，会如此的激动。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凤教授说他大多数时候，都能让自己保持冷静，因为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职业素质。但只有这一段经历，轻易不会提起，因为他知道，那种痛苦，永远都不会离去。
凤仪萍在井下承受着繁重的劳动和矿难的危险。在共荣寮的工棚里，他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然而，北海道在凤仪萍记忆中留下的却是生与死的印记。
凤仪萍：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大家说“集合集合”，那已经下大雪了，一看，小田岛寮长，还有几个工头，翻译坐在那里，杀气腾腾。我们转过来一看，五个同胞，被绳子捆在那里，衣服全部剥得精光以后，躺在雪地里。“你们看到没有，逃跑的下场来了”，他就打，用木棍子敲，用皮鞭抽，还有两个翻译，轮流打，日本工头也打，当时有两个同胞打到后来呼吸也没了。那天的西北风刮得很厉害，雪也很大，走过山坡的地方，一棵树上面，有一个人用绳子吊死了，一看，这不就是第几小队的一个同胞吗，等我们去把他抱下来的时候，人全身已经冻僵了。
命运以特殊的方式让凤仪萍过早地面对着无助，恐惧和死亡，也过早地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荣辱和尊严。十五岁那年他想到了死亡。
凤仪萍：与其折磨到死，倒不如自己吊死，或者跳到山崖里，跳下去，山沟里面跳死，悬崖峭壁跳下去，死掉也算了，了此一生。我们的一个小学老师，一把抓住我，小凤，你干什么，我说我受不了这个罪，我受不了这个侮辱，我说我想到死。他们把我抓住，两个人抱住我，人要死走这个绝路，很容易就死掉了，死在日本的北海道，异国他乡，家里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一种渴望，希望家里知道一下，希望告诉他们一个信息。把这个生死记录本告诉了我这个消息，他说我们这里已经把伤亡人员的名单在记录，他们这两位把它记下来了，字写得很端正。我说有什么用吗？他说今天告诉你，小凤，你的年纪最小，十四岁，这样子，所以你不能死，你更不能想到自杀，你要活下去。
把自己活着或死去的消息带回家乡，带给亲人，这是凤仪萍不曾想过的事情，劳工们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凤仪萍身上只因为他年龄最小。凤仪萍当时并不理解人们的这种希望和寄托。此后不久，一场井下矿难，凤仪萍第一次见到了那本生死记录。
凤仪萍：放炸药的时候，大的石头，每块几十斤，“哐”一下子压（下来），把他压在里面，一看，他是班长嘛，韦蹈老师，快要死亡了。我们赶快去抬，从煤里面，把煤挖空以后，把他抬出来，结果这个大腿整个都断了，断了以后，摇摇晃晃，他呼吸很困难，他说估计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个本子，你把它拿起放好，无论如何要保存好，你要记住，不要丢掉，等到有一天回到祖国，你要带回去，小凤，为了这个生死记录本，你要活下来。
凤仪萍把工友们称为生死记录的本子保存了下来，并继续着那位死难工友的记录，然而，第一次的记录却给他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凤仪萍：我后来很后悔，我说怎么搞的，我很粗心大意，我没有问他在中国上海的住址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亲人，都没有。
晓楠：没有地址就意味着不可能告诉他的家人，他的下落。
凤仪萍：空下来了，我说没有地址，找不到人，找不到人等于是空的了。
晓楠：简简单单的一个字就意识着他的生命是怎么终结的，看着写着特别简单，但是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
凤仪萍：对。只有死亡日期。
晓楠：在那个环境下记这个本子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凤仪萍：我们大队上一个家伙，我怕他告密，他有一次看来看去，他说，你是干什么事。他有时候去床上翻翻你的东西，看你有什么东西，他有时候找一些蛛丝马迹。我和其他几个同胞说，你们注意一下，这里一个本子，万一我不行了，你们要把它带回去。这样子一讲以后，他们说知道这个事了。就记下来了，有时候写死亡日期，听旁边人讲，这个人是哪一天死亡的，昨天，几月几号，哪一天死的，几月几号，记几月几号，接受那个生死记录，也知道有某某某同胞去世以后，我记下来，心里面就像戳了一刺刀一样。几个月下来，工棚一半的人都空下来了，这边空，那边空，都空了，人都少了。
晓楠：人越来越少，就是病死的，饿死的。
凤仪萍：饿死的，打死的，在井下压死。
晓楠：每天那个工房里人都在少吗。
凤仪萍：都在少，有时候有人死亡，看着看着死亡了，这样子人越来越少，然后大家绝望，也没有声音（信息），外面的消息基本上封死了。
晓楠：那个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东西，它就是要寄托你全部希望的一个东西，你才可能会活下去。
凤仪萍：爬出矿道以后，到外面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今天又在地狱里多活了一天。
凤仪萍没有想到为死去的人保存一份遗物，竟要用活着来实现自己的承诺，他用简单的字迹标示着工友们死亡的日期和死亡的方式。凤仪萍不知道那些枯燥的生死日期究竟还能记上多久。谁最后被记录在这个死亡名单上。
凤仪萍：他说你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吗，八月十五号，今天九月十五号。我们大家听到简直是一个，怎么说呢，人绝处逢生，根本也没想到，在地狱里快要到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个喜讯。大家跪在地上抱头痛哭，你看我我看你，怎么，我们得救了，我们自由了。我跪在那里，我说韦蹈老师，韦老师，你讲的道理，今天我看到了，我今天看到了我们得救了，这个生死记录本的一个希望实现了。
抗战时期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有四万多人。其中只有三千人活了下来。一九四五年十月，凤仪萍在离开父母的四百多天之后，从日本回到了他的家乡上海。
凤仪萍：回来以后（船）开了三天三夜，在长江口看到，当我们看到长江口岸，看到祖国土地的时候，我们全部跪在甲板上，都痛哭流涕。看到祖国，抱头大哭，那种情形永世不忘的，因为从那个地狱里面爬起来之后，再重新看到祖国，根本当时想不到的，绝望的，今天又回来了。
在从日本遣返的三千多名中国劳工中，没有人注意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他除了羸弱和消瘦之外，怀里还多了一份九十八名死难劳工名字的生死记录。
凤仪萍：（母亲）她叫我的小名。她说你又回来了，我说是的，妈妈我回来了，她哭了，她说算命的说你到西南方去了。我说不是，被日本鬼子抓到日本北海道一个煤矿里面，地下挖煤。我的几个侄子比我小一点，小两岁三岁的都有，一看，他们都吓呆了，抓到日本北海道，今天看到这个人回来了，他们很惊讶。所以我有时候讲了以后就不多讲了，不多讲。
晓楠：为什么不愿意多讲？
凤仪萍：我讲了以后很悲痛，讲到我淌眼泪水，一讲到我就悲痛，一讲到我就哭。
父母除了惊讶儿子的传奇遭遇之外，并没有太多的追问，因为那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另外一个世界。同龄的伙伴们更无法理解海上漂泊的恐惧，孩子们并不相信凤仪萍为了一个带着泥巴的土豆被砍伤三个手指的故事。凤仪萍也慢慢的不再提起那段往事，只是经常一个人翻看着那本生死记录。
凤仪萍：我的一身创伤，加上妈妈的去世，打击更大，所以天天晚上做噩梦，一个人晚上睡觉，（梦到）同胞。“小凤，你现在怎么样，我们的冤，我们的苦，我们的灾难怎么样了”，好像耳朵边有人在叫我一样。有时半夜里惊醒，惊醒起来了，我说哦，原来做噩梦，很怕的，可怕的，很恐怖的梦，有时候又在眼睛前（出现了），又看到了。
凤仪萍不知道如何从噩梦中得以解脱，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的那份伤痛。为了忘记那段噩梦般的日子，凤仪萍把原来的名字凤永刚改成凤仪萍，那个从日本带回来的记录本也被他锁在了记忆的深处。凤仪萍再次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而老师们发现凤仪萍已改变了许多。
凤仪萍：这个凤永刚怎么读书那么用功呢，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读书了，晚上到了十二点钟还到电线路灯下面去看书。
晓楠：你这么努力，是为了躲避自己头脑当中的一段噩梦，是要把它给清除出去。
凤仪萍：我想有了这些寄托以后，我能够把噩梦这些问题抵消一些。结果老师发现很奇怪，他就问我的侄子，凤永刚是怎么一回事。我侄子就告诉他，“老师，我不瞒你说，我这个叔叔是从日本的地狱里爬出来的，所以他吃了不少苦，他是被日本鬼子抓到日本北海道地狱里，爬起来的。”
晓楠：再一次回到家乡，凤仪萍说他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他皮肤上的煤斑用了整整一年都没有洗掉，他头脑当中的噩梦用了几十年也没有彻底被赶走，而且那时候他的手已经颤抖得不能握笔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他变得分外的忧郁，和同龄的孩子们比起来，他像是个怪人，他说，那个时候他意识到，或许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自己。
凤仪萍：老做噩梦是个病，创伤也是个病，心里的悲痛也是个病，我说怎么样把这个创伤治愈，能够稳定下来，我就选择了学习的这个道路，我说学习最好了，我加油学习，我至少懂得医学常识，对自我能够（有）自我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样子就下决心学医。
一九四九年凤仪萍考入江苏医学院，并成为一名医学教授。十年动乱期间伴随了他二十年的这本生死记录，被造反派没收，他自己也被当做日本特务受到审查。
凤仪萍：美国特务，大家你望我，我望你，还有日本特务。我倒紧张起来了，总共有三个人，名字我不讲了，把我（叫过去），姓凤的，过来，把我叫到外科的诊室，门一关，姓凤的，日本人给你什么任务。纪录本，他们“哗”一下抢去，我说对不起，你们不要把它损坏了，你们不相信组织，拿去，我们还要拿去审查，因为那时候一九六九年，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这一本，拿去以后，到一九七六年才还给我。
怀疑的目光，质疑的询问，时起时落的各种运动。凤仪萍选择了沉默，一段心酸的往事，一本生死记录和九十八颗客死他乡的冤魂沉默在凤仪萍的内心深处。六十年之后，凤仪萍已进入了花甲之年。当他又一次翻开那本发黄的生死记录。他发现，六十年前的那段记忆竟是他永远也无法医治的伤痛。
凤仪萍：青少年受了那么大的创伤，肉体和精神上得到创伤以后，今天回想起来，还是个悲痛，我还是想到，我一定要把地狱里面真正苦难，那些同胞，我们九十八位同胞死在异国他乡，都没有了，六十年过去了，我说怎么办，这样公开吧，如果不公开，万一一下子去世了以后，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了吗。
晓楠：那上面有九十八颗你放不下的心，你曾经这么讲，现在这九十八颗心放下了吗。
凤仪萍：放不下，我到现在说，尤其这些历史，他们家里人都不知道，到现在，家里人还不知道，他们的亲属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牺牲，哪里去世都不知道。
晓楠：你要把这本子交出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决心？
凤仪萍：等于把我的生命都交出去一样，那种感觉，我说我的二次生命，我已经把生命奉献出去了，相当于把身体的重要脏器捐献了，我是这样这种感觉，从感情，从个人来考虑，我舍不得交。
在整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凤仪萍始终表情沉重，心情沉重，因为那段历史在他的心里实在是份量不轻，不过其实平常和他接触起来，你会发现，他是个相当活跃，很开朗，而且精力无限的人。七十多岁的年纪了，上下楼梯，他领着我们一路小跑，坐了几个小时的访问之后，我问他累不累，他拍着胸脯说现在让我上手术台都绝对没问题。最近他还自己联系好了去山西煤矿，做一个志愿者，去给矿工们看病，他说这会是他几十年以来第一次回煤矿去，总觉得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凤教授家里没什么像样的摆设，作为一个外科教授，这多少有点让我吃惊。他轻描淡写的说，我早就想明白了，说实话，这么多年，除了那个本子，对我来讲什么都不那么重要，因为，我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
晓楠：你看到这些名字还能想起这些人长什么样的吗。
凤仪萍：都能想起。
晓楠：还能想起，都能想起来？
凤仪萍：在那种恶劣的环境里面，叫啊，哭啊，闹啊，人失去理智以后，我还能想起来，这是哪一个，这是哪一个，我还想得起来，某某某，因为都在一块，在地狱里头，忘不了的。
晓楠：我听说你还想再去看看他们。
凤仪萍：嗯，我想有机会的话要去，或者有生之年再去吊唁一次，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