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弱无能的中国外交及其对日政策的误区

作者：都人（北美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

　　据各国传媒报道，日本自称“战争资料偏向纠正会”的团体，向大阪的国际和平中心租借会议厅，在上月23日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彻底检证集会”。这无疑是日本二战翻案运动的又一个里程碑。

　　不能不指出，北京当局近20年来奉行缺乏远见的对日软弱外交，凡事避免冲突。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姑息日本的翻案野心。例如接纳日本对千岛南四岛和琉球群岛的领土主张，不但不坚持原则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反而屈从日本的要求，完全站在东京立场，称俄国的千岛南四岛为“（日本）北方领土”。又无视中国和亚洲历史，称日据琉球为“日本冲绳”。　

　　此类典型的姑息养奸政策，无形中给日本二战翻案运动极大鼓励。同时，北京罔顾日本国内现实、以及国际反华亲日势力的图谋，多年来不断津津乐道、孜孜宣传完全没有客观依据的“中日不再战”、“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等等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口号。无怪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当日本国力明显衰退之际，以司马辽太郎、石原慎太郎和李登辉等人为代表的日本二战翻案运动反而方兴未艾，对华夏文明世界的利益，构成严重的挑战。

　　台独运动的本质

　　此外，北京似乎并未判定台独运动的本质。“台独”其实就是日本二战翻案运动的台湾部分。正如英国荷裔评论家Ian·Buruma一针见血所指出，台独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日本重新占据台湾”。换言之，就是要推翻根据中、美、英三国分别在1943和1945年发表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建立的东亚新秩序。

　　1971年，日本乘美国在越南的危局，迫使美国承认日本侵占琉球国为合法。然后利用中苏冲突，得到毛、周对日本二战翻案运动的俄罗斯部分即“收复北方领土运动”的无条件支持。

　　日本二战翻案运动是多方位的。目前的“否认南京大屠杀”运动就是其华东部分。随着东京与日俱增的焦灼心情，二战翻案运动其他构成部分，在西方部分学术界、新闻界、战略界人士的鼓动和配合之下，极有可能纷纷浮现。

　　北京缺乏有效对策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北京似乎缺乏有效对策，其对日宣传的要点不外是：强调中日人民永远友好，强调搞翻案的只是少数“右翼分子”和“右翼势力”，强调东京政权与二战翻案运动无关，或者说该政权并不赞成翻案运动，等等。

　　但是任何人只要去过日本实地调查研究，对上述种种说法都无法苟同。简言之，二战翻案运动在日本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绝非一小撮“右翼分子”的专利。对于“中日不再战”之类的高调，尽管“一衣带水”，诚心诚意附和的日本人似乎不多。正唯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制造舆论，渲染所谓朝鲜导弹威胁，又和美国签订“新防卫指针”，企图干扰朝鲜半岛、台湾、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南四岛等等日本的“失土”。

　　早在1946年，美国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出于对中国国共内战前景的恐惧，大幅度修改战犯政策，因此大部分日本战犯没有被追究，日本的罪行没有被真正清算。更有甚者，专搞细菌战、以美、中等国无数活人做死亡实验的“皇军731部队”不独逃出法网，受到美国政府保护，还把“科研成果”转让美军。甲级战犯岸信介，不但未受惩罚，竟然复出任总理大臣。

　　可以说，部分美国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即积极参加日本的二战翻案运动的若干构成部分。例如麦克阿瑟企图化中国的东北为满州；美国亲日游说集团“教父”赖世和（Edwin·O·Reischauer）的日本后妻出版回忆录，公然为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南京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辩护；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公开声援日本对所谓“北方领土”的要求；美国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日本在琉球剩余主权论”等等；以至《纽约时报》刊载“读者来信”，声称日本吞并朝鲜“合法”，二战期间，日本掳掠韩国人为奴工，属于依照日本国会立
法“征召”的合法行动；甚至佛罗利达州联邦参议员Connie·Mack（男性）提倡“香港前途由日本等国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之类，不一而足。日本目前的翻案努力，和这些美国人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因此，日本的主流派才敢否认日本的二战罪行，内阁要员一年一度为战犯招魂。在日本政府纵容之下，历史教科书改“无条件投降”为“终战”，不记载日本侵略和战争罪行，使大部分日本人与李登辉一样，认为日本是二战受害者。在这样的刻意历史篡改下，所谓“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毋宁是天方夜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北京方面刻意为日本主流派开脱，强调在大阪集会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只是“右翼分子”，东京方面却否认集会者为“右翼分子”。知情者一看便知道这是巧妙传递给集会者的信息：你们代表全体国民，政府支持你们。日本政府参与翻案运动，并在国际宣传上帮助“大阪集会”分子，其用心昭然若揭。

　　北京方面应如何应付日本二战翻案运动？要求日本政府恪遵《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文件，是不切实际之谈。

　　笔者不敏，但在中日关系现代史中，的确难找日本遵守承诺的例子。至于中共控制的香港报纸向东京提出“右翼势力日盛，东京应断然加以严惩，不能姑息养奸”的要求，更是对牛弹琴。实际上，“大阪集会”分子并不比日本政治主流人物来得特别“右翼”，日本方面也不会对他们施行任何形式的“严惩”。

　　已往不谏，来者可追，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日本咄咄逼人的二战翻案攻势，是对北京外交政策的严重挑战。